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家里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人。直到那天他永远地离我而去，我才知道父亲原来在我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我小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父亲由于念书念到高小，在我们村里也算个识文断字的人。那时公社常有外工派出——诸如修三盛公水库、雷山水库等工程。父亲因为能打会算，外出人员的后勤、伙食及账目管理，就成了惟父亲莫属的“位子”了。可能父亲也为外出能挣高工分的缘故，所以一年里我见父亲的面真难。
　　 但只要父亲一回来，我们家就成了欢乐的海洋。父亲肩上的那个羊皮包，装满了我们渴望和梦想的美味：一个又圆又厚实的大烙饼，一包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最叫人难忘的，是那一枚枚咧着嘴笑的石榴。我最早吃石榴，大概只有四五岁。当父亲从羊皮包里掏出石榴时，我竟然不敢伸手接，害怕石榴籽染红我的手……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苗。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是爷爷、奶奶抱养的。每当父亲说起这件事，他总是十分感激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我稍大一些后，父亲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好好孝敬你爷爷、奶奶，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更不会有你这个小不点了。原来，父亲的亲生母亲生下父亲后，由于家境贫寒，再加上子女多，实在无力抚养父亲，就把父亲扔在了山坡上。那时正是三伏天，父亲幼小的生命竟然和骄阳酷暑抗争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大雨滂沱，父亲的哭声惊动了避雨的牧羊人，自此，父亲才辗转到了爷爷、奶奶家。但父亲却落下了永久的病根，浑身奇痒难耐，尤其到阴雨天，非得我们兄妹齐上阵挠痒，他才会稍感轻松。
　　 因为有爷爷、奶奶的精心呵护和疼爱有加，父亲的童年过得幸福而惬意。他八、九岁了，出门还要人背着。日本鬼子进驻我们村后，有一天，鬼子逼迫爷爷给他们带路，进山剿灭元太兴的八路军。是父亲死活不肯下爷爷的背，鬼子才不得已免去了爷爷的苦差事。日本人中，父亲说也有善良的人——我后来想，可能是他们也有像父亲那样大的儿子吧，他们一改善生活，总要偷着给父亲留一些。但最叫父亲受不了的是，日本人隔三差五就要把奶奶家放水的大缸搬出去洗澡用。
　　 村里的玉皇庙，是父亲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父亲在七岁的时候，爷爷就给他订了亲。后来父亲跟我们谈起这些时，一脸羞赧。父亲说：“我第一次见你妈，见她大冬天还穿着一条单裤子，就疑心你妈是不是傻呀？后来我才知道，你妈在十五岁以前，从来在冬天就没有穿过棉裤……”
　　 父亲由于从小被爷爷、奶奶娇惯着，长大后自然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再加上土改后我家家道中落，父亲在生活的重压下，身体开始出现毛病，脖子上生疮、害疙瘩已成了常事，更别说咳嗽气短了。这也就是母亲为何成了我家顶梁柱的原因所在。好在父亲还能胜任一些笔杆子营生，这才使我们的日子虽然紧巴，但却温暖祥和。
　　 我长大一些后，知道家里因为父亲不擅长地里劳动，而使我们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但父亲给我们读的书、讲的故事，教我们的算术题，常常是我引以为自豪的事。过年时村里人家的对联，大多出自父亲笔下。父亲还能掐会算，连过年接灶神、财神，左邻右舍也来问父亲何时最好。像哪天该动土、出门，婚丧嫁娶，父亲更是说得头头是道。他从来不收人钱财，顶多是抽一盒人家留下的烟。
　　 父亲温文尔雅的好性格，使我儿时从没被父亲打过。父亲爱看书，也支持我们看书。茶余饭后，我们围在父亲身边，听父亲道古论今、谈天说地，从中我知道了好多人物和史实。这些氛围与底蕴，奠定了我迷恋文学的基石。
　　 父亲一生，贫病交加。他只活了５７岁就与世长辞了。他留给我的与人为善、宽容待人，一直是我赞赏父亲的亮点。父亲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将使我终生受益。父亲过早地辞世，是我人生旅途上不可挽回的一大损失。
　　 愿父亲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