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故事
　　
　　没去过那地方，更没听说过那个地名，“道二”——听起来是那么土气又那么朴实，那么别扭又那么新鲜。在湘西的莽莽群山中，像这样奇特的地名有很多。那天一大早，天下着大雨，我们从保靖赶往花垣，特意去采访道二学校。一路上人烟稀少，深秋的寒风夹着冷雨敲打着车窗，气温越来越低了，路也越走越窄，景色却越来越美，烟笼寒树，雾锁层林，湿润的空气特别清新，我们的心情也活跃起来。陪同我们采访的州教育局一位干事却笑着说：“美丽的风景其实有着很多虚假的信息。在我们本地人看来，越美的地方越穷。”
　　在一片湿漉漉的烟光岚气中，道二学校映入了我们眼帘。跨进校门，踏上水泥铺就的甬道，但见校园内洁净无比，一排排万年青、女贞树、广玉兰、罗汉松笔直挺立，像守卫校园的绿色哨兵；一簇簇菊花散发着淡雅的幽香，沁人心脾。走进洁白瓷砖墙面的教学楼、科技楼，那崭新的课桌，光洁的地板，明亮的墙面，敞亮开阔的窗户，庄严的讲台，还有那不绝于耳的琅琅书声，洋溢着朝气和活力，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能想到在国家级贫困县花垣县里的一个特困乡竟有如此优美的校园环境。乡里的同志说，道二是个苗族乡，人口9040人，以山地为主，地势高，河床低，缺水干旱，除了杂生的竹子，没有任何资源，土地贫瘠，很多田土无法耕种。贫穷几乎成了这里的代名词。
　　贫穷挡不住希望，艰难的生活掩不住人们目光里执着的信念。“我们要改变现状，改变自己，改变命运，改变未来。除了教育，我们别无选择。”落后的经济，贫穷的生活，化作了教育前行的动力。从家长到学生，从校长到老师，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教育有一种别样的感情。村里一位干部说：“为了孩子们有书读，我们付出了很多。读书，是我们最大也是最后的心愿。我们对孩子说，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明天。只有沟沟壑壑、岩上坡下的孩子都进了学校，接受了知识，接受了教育，我们祖祖辈辈摆脱贫困的希望才能在他们手中变成现实。”
　　抬眼看去，校园外泥泞的山路上，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来上学的孩子。这些穿着塑料胶鞋、撑着雨伞的孩子也许走了几里十几里甚至更远的山路。一个孩子从我们的镜头前闪过，冒着热气的头发、红朴朴的脸蛋、稚气清澈的眼睛，让我们一下子读懂了山里人对教育那种艰难的、一丝不苟的追求。
　　山外的人也许很难设想，就是靠肩扛人挑，靠勒紧裤带，道二建起了这样漂亮的学校。但更难设想的还是这里优良的校风和扎实的学风。翻开花垣县教育局《教育目标管理综合评价一览表》，1996年以来，道二学校年度综合评估一直位于全县前列；1998年跻身于全州170所同类学校前10名；1999年以来，无论是县里还是州里的学科知识竞赛、教师优质课竞赛，道二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总能捧回令其他学校和老师羡慕的奖牌和奖状；2001年起，连续四年，道二学校初中毕业会考成绩总是在全县第一、第二的位次，数、理、化、外等单科成绩更是多次摘得第一。有了这些坚实的数据作基础，再看到学校行政办公室里“州教学常规管理优秀学校”、“州示范九年制学校”、“先进基层党支部”、“文明单位”、“控流保学优秀奖”等几十块熠熠闪光的奖牌，我们就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了。
　　令我们惊奇的事儿还是有。在这所不起眼的山村学校，竟有不少城里孩子！老师们说，每年都有一些城里的家长要求把孩子转到我们学校来，因为学位紧张，学校还不能敞开门接收。这真是新鲜事，城里的孩子舍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比这里好得多的学习条件，来到这山旮旯，难道是为了接受锻炼？或是过久了安逸的生活想换个环境？是什么吸引了目光挑剔的城里人？还是一位家长说得好：“是这里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是山里孩子吃苦耐劳的品格意志，是学校科学规范的管理，是老师们诲人不倦勤奋刻苦的教学。”一所山区学校，在城里人眼里有这么大的名气，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真的不能小看！
　　
　　▉校长的故事
　　
　　吴显茂1992年来这里当校长，一晃十几年了。
　　那时的学校可没这么漂亮，破破烂烂的校舍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木结构房子，墙壁剥落，四面透风；操坪像个放牛场，一坑一洼，杂草丛生；校园内没有一条水泥路，老师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更要命的是学校太小，根本容不下很多学生，不得已，学生被分在三个地方上课，教学点远的离校本部一两里路。一校三点，且不说管理如何不便，上课的老师来来去去要走那么远，多累啊。
　　道二穷，穷得人都有些麻木了。可是如果穷得连希望也没有了，那道二的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总不能让道二永远像今天这样穷下去吧。吴显茂一上任就把自己和学校的发展，和道二的发展捆在了一起。学校是孕育希望的地方，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落后的现状，才能走出贫穷的大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学校的面貌，让道二的孩子们有个读书的好去处。
　　一切都是自己动手，搞测量，绘图纸，作调查，吴显茂开始了行动。他很细心也很大胆。虽然没做过这些事，但是他会学，只要自己能做的事，他一定要自己做。学校没钱，能省一个子儿就省一个。身为一校之长，吴显茂还担任了初三毕业班的数学课，担子重，压力大，平时没时间，他就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那段日子，他整个人都扑在学校，有时几个星期难得回一次家。
　　当然，最大的难题还是筹集资金。他知道，县乡政府的拨款是杯水车薪，建校的大笔资金要靠自己想方设法。在外面“讨钱”，可以说是艰难备尝。常常是饥一餐饱一餐，有时两个馒头或是一个盒饭就打发了一餐，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有一次，吴显茂带着两位同志去省城找领导汇报筹钱，下火车后舍不得打的，步行去招待所，每天仅吃两顿盒饭。后来，学校的同事们听说了，非常感动，大家劝他：“该节约当节约，可节约也不能伤身体，该用的还是要用啊。”老吴回答说：“要找一点钱太不容易，我舍不得花啊。”为了找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老吴并不在意：“只要人家支持我们，再苦再累也值！”
　　从1992年到2001年，吴显茂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改造道二学校。吴显茂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搞建设只能一步一步来，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1994年，新建了6间教室，在外面上课的学生都回来了，“一校三点”的历史结束了；1996年盖起了漂亮的教学楼；1999年建成了师生宿舍楼；2001年修建了科技楼。期间，为绿化美化校园，学校里植树种花，硬化路面，还修了跑道和水泥球场。十年间，学校累计投资150多万元，新修校舍3400多平方米。在这么贫困的地方，能弄来这么多钱，办成这么多事，也不知吴显茂磨破了几多嘴皮，磨穿了几双鞋子。当听到老师们、乡亲们自豪地称他“大能人”时，连我们都感到非常亲切、非常动听。
　　吴显茂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此。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像一架时刻上紧了发条的闹钟。搞建设是让孩子们有了读书的好条件，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们读好书。只有管理和教学跟上去了，质量才有保障，吴显茂明白这个道理。在一所山区学校，怎么抓管理，怎么抓教学，吴显茂有自己的想法。学校没多少物资奖励，搞教学全靠老师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老师们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又与科学、公开、公正的评估机制密不可分。吴显茂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严密规范的管理制度，从备课、上课、听课评课、作业批改，到政治业务学习，到家访和辅导学生，都有章可循。
　　制度是一把尺子，量出了老师们的业绩，但这把尺子又是冷冰冰的东西，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作用。吴显茂还有一着，以情感人。老师们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心里时刻装着每一位老师。老师们工作中、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他都会想方设法帮助。老师们教学任务重，吴显茂就深入课堂，不管工作多忙，即使在建校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有脱离过课堂。如今他仍然是初三数学的把关教师。学校住房紧张，他和校领导班子成员把楼房、好房让给老师们住，他自己索性一间房也不要，住到农村的家里，每天“读跑学”。学校离家一两里路，但他总是到校最早的人，离校最晚的人。每天，等到住校学生都睡了，他还要在校园里转一两圈。
　　
　　▉老师的故事
　　
　　在师生宿舍楼里，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楼梯间，一架单人床，一套学生课桌椅，课桌上放着课本、教学参考书，还有一摞作业本和一部教学用的收录机。这就是英语教师王莉的寝室。
　　王莉是学校的代课教师。从1991年高中毕业走上讲台算起，他代课的经历有14个年头了。最初他在一所村小代课，代课金41元，微薄得不能再微薄了。也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真切地看到了村民们艰难困顿的生活。交不起学费、冬天里还打着赤脚的农家孩子，让他想到了很多，也让他坚定了立足讲台的信念。他开始自学英语，报考了吉首大学成人英语班。1996年，他拿着吉首大学英语专科文凭，走进了道二学校。在这里，他的代课金达到150元，仍然微不足道。这时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出莽莽大山，过去的同学从广州从深圳频频给他带来高薪就职的信息。但他没有动心，他说：“当教师是我的梦想，钱多钱少我不在乎。”
　　在道二学校，王莉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的成长令人瞩目，他的成绩更令同事们称道。他担任初三三个毕业班的英语教学，还当班主任，英语会考成绩年年名列全县前茅。他拿回了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园丁奖、自治州初中英语优秀辅导员奖，他的英语公开课、教研课多次在州、县获奖，他被评为县里的“十佳”青年，是学区里人人皆知的“教学能手”。
　　但他的生活仍然很清贫。为了节省开支，他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大米、红苕，忙的时候，煮两个红苕就算一餐。自奉如此之俭，对学生他却格外大方。初二学生吴生光，家里特别困难，眼看进初三了，家里拿不出一分钱学杂费，面临辍学的他急得直哭。王莉看在眼里，他给家长做工作，又给学生垫付了学杂费。班上石红霞同学几天没来上学了，王莉不放心，放学后，他来到了石红霞家。眼前的情形令他心酸。重病缠身的母亲躺在床上几年了，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一人操持。面对此情此景，王莉只说了一句话：“石红霞的学杂费由我来承担。”每一次承诺，就意味着王莉得掏出至少一个月的工资。他说：“眼看着学生因贫穷而辍学，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事。”
　　刘惠相，湘乡人，1989年慈利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经学校推荐，来到花垣支教。1997年9月调到道二学校。走上讲台的第一天，刘惠相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熟练的英语，就深深地吸引了山里孩子的目光，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注视着她，让她感到站在讲台上的自豪。
　　转眼间就是十几年，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她从未向单位和领导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与她一起来花垣的有十多人，耐不住大山的寂寞，陆陆续续走了，只有她，仍然守着清贫偏僻的山村。由于不是统招统分的大学生，在这里，她的身份只能是代课教师，月工资150元。1993年暑假，她没有回家，留在学校给几个学生补课。一天，父亲来信，告诉她，已帮她联系好单位，要她回去。捧着父亲的信，她的手在颤抖，仿佛看到了父亲慈祥的脸庞。那晚，铺开信纸，她的思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虽有千言万语，却无法动笔，直到东方发白，她拿起了笔：“爸爸，我不能回去，这里的苗族孩子需要我，请你们原谅我。”
　　不久，刘惠相与当地教师石彬结为连理，从此她的根就扎在了花垣，她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这里的教育，献给了这里的孩子们。
　　关于刘惠相，还有两个故事我们不能不说。
　　故事一：那年，她怀了孩子，挺着大肚子，她仍然坚持教毕业班，坚持上讲台，直到快临盆了，才从讲台上走下来，直接去了医院。生完孩子，只休息了十多天，她又回到了学校。
　　故事二：为了精心设计好每一堂课，她常常备课到深夜。一次也许是太疲劳了，刚一站起来，突然一阵眩晕，她重重地摔倒了，脚也扭伤了。第二天早晨，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但她还是一瘸一拐坚持走上讲台。
　　在道二，像王莉刘惠相这样的老师还有不少。守着清贫，守着寂寞，守着心底里那份永恒的执着，他们是山区教育的脊梁。
　　
　　采访手记：在湘西采访，我们经常能听到令人心酸、又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湘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最贫穷的家庭和学生，那里有最艰苦的环境和生活，那里的教师最坚强也最执着，那里的教育最能牵动人心。到湘西去吧，在广阔深邃的密林中，还有一群被贫穷和坎坷包围的人，他们与我们相隔遥远，又与我们休戚相关。听听他们的故事，城市的繁华和喧嚣，霓虹灯迷离恍惚的闪烁，都会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