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凭何固穷？
　　
　　 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有着一种奇怪的畸形心理，就是文人一定要穷，一个文人不穷就不是一个文人。甚至看到一个文人发达了，人们便会骂他文已经不是文，不是人格，不是心血，而是文字垃圾了。但是，的的确确，使文人听之恐慌和无法逃避的就是一个“穷”字。虽然古往今来的文人都一直抱怨穷困潦倒，但是穷就是不与之挥手道别，反而仿佛是形影不离孪生兄弟，搞得文人心力交瘁、形容消瘦，文人只有痛彻心扉地大呼：“衣带渐宽终是悔，为穷消得人憔悴！”连钱钟书先生也不得不说：“贫穷乃害人之物，然，它如神鬼偏爱士人。” 所以，林语堂曾经一劝二劝至于七劝文人别再做文人，随便做个工人，商人，小商小贩，引车卖浆者流都可以。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耻言金钱，讲究所谓的“清高”，在看到别人发达之始时，不免在精神上给予自己一些胜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是，对于金钱就给予了“阿堵物”的另类称谓，对于自己辛辛苦苦花费大量心血赚来的稿费也要用个雅称----润笔，甚至还不敢直面自己的穷的困境，用贫来替代，然后还要在贫之前加上一个“清”字以示自己不是穷而是清贫。长久言之，便形成了一种畸形心态----文人固穷！幸有文人站出来说说公道话：扬雄作《逐贫赋》，韩愈作《送穷文》。虽然扬雄逐贫而不去，最后“贫遂不去，与我游息”；虽然韩愈送穷而不去，终又挽留，“延之上座”，但是他们的行动至少喊出了些许文人对穷的愤慨和对金钱的需要。
　　 但是，文人固穷的心理形态竟然是大教育家或者圣人孔子给中国的文人定义和带上这么一大枷锁的。由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之时，统治者对于其思想不予理睬，导致了孔圣人的身世不显达，惊呼一句“君子固穷”，让后来人都不得不臣服在这么四个字之上；后来的亚圣孟子身世也是落魄不堪。而刚好是这两位过得不景气的教主的思想统治了后来甚至至今的中国社会，而汉以后的知识分子又大都是孔孟的徒子徒孙，尊师重道的心理让他们再一次坚守在“君子固穷”的教义之上；甚至有些文人本身不穷，也非得装模作样地歇斯底里几句“文人固穷”，说明其没有对孔孟之道带有任何的背叛，这或许算是他们对于先辈的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尊重吧。大家都相信“穷而弥坚”，且写出过巨著的大多数文学家都是穷困潦倒一生，所以大家都觉得做文人的一定要穷。不穷就不是在煮字烹句地搞文学创作，大家看到作家富了就会骂人家出卖灵魂。白居易、欧阳修都是富翁，都住豪宅大院，都拥有妻妾成群。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是很富有的绅士贵族。他们的传世名著都是坐在自己的豪华庄园里写出来的。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出卖灵魂吧！
　　 但是，文人就一定要穷吗？未必。即使文人一身穷困，但也没有必要用一生的利益去坚守一生的潦倒。大可学学韩愈 “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的“送穷”行动，虽然我们翻开《韩昌黎文集》之时，见到大片大片的颂碑庾墓，但是谁又会去计较这些呢，又何曾损其文学历史地位呢？虽然司马相如“作文受贿”，但是这丝毫不减相如赋的神采之飞扬。但是有些文人为了得金做出的一些过分的事情还是要谴责的，比如《蔡伯喈集》中竟然出现了为十五岁的幼童撰写的碑文，比如赵令畴《侯鲭录》中竟然有一位叫做马逢的人天天盼望别人死后其好撰写墓志铭以获得金钱。
　　
　　 文人的穷有时会成为有些人失节掉分的开始。比如刘文典当年敢于直面训斥蒋介石为军阀，敢于当面与蒋拍桌子对峙且丝毫不减一丝气势，但是晚年之时因生活的潦倒穷困，不得不为蒋介石亲笔撰写六十大寿寿文。还有一些文人为了摆脱自己穷的困境，帮助当局统治者撰写颂歌赞词，此类人比比皆是。同时，希望这些人有所醒悟！其实，科举考试的大部分人就是冲者摆脱贫穷而开始背四书诵五经的，而当今的应试教育之下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所以，既然大家都是为了摆脱穷困而读书写字，却又为何要再一次坚守穷困而抛弃自己最初的脱贫的目的呢？
　　 在孔子看到当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孔子自己最欣赏的也是最贫穷的、年仅三十二岁的弟子颜回去世时，是否会想想“君子固穷”带来的后果？假如颜回没有英年早逝，说不定中国的历史上又会多出一本叫做《颜子》的经典之作来，说不定于丹还可以再次到“百家讲坛”再说一次《心得》呢！如果杜甫没有友人的资助，如何写出“史诗般的诗史”？如果马克思没有恩格斯的资助，他还拿什么资本去写《资本论》？只读过小学的文学大家沈从文，靠一支笔开创了自己的天下。但是他刚到北京那段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徐志摩赏识他帮助他，说不定中国的文坛就少了一位大师级的文丐。汪曾祺于四十年代在北大（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上海混不下去，没饭吃，想自杀。如果真的自杀了，我们文学又要失去光彩的一页。
　　 投稿，卖文，是投入和产出严重不相称的亏本买卖。然而文字这呕心沥血的东西又不能像自来水一样大量装瓶兜售叫卖，且文人，不卖隐私，不卖军火，不卖毒品，只能经营着自己的文字，燃烧脂肪一样燃烧自己的才华，所以，文人一般是穷。但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一定得穷。所以文人完全可以在思想学术之外撰写一些其他的文章以糊口，像鲁迅在等米下锅之时，写写《朝花夕拾》以缓解一时之紧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钱，可以维持生命，可以带来安全感，可以保障精神自由和心情愉悦。不能不说是一样好东西，只要不学贪官就行。所以，林语堂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金庸先生也说过文人完全可以致富。
　　 在人道主义上，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没有必要你活得舒适，文人就必定活得不堪回首；大家都同在一面红旗下，没有必要你可以肥得比红旗的长度还要宽、比红旗的宽度还要长，文人就必定要瘦得连旗杆都不如！文人大可不必坚守那迂腐的“君子固穷”“穷且弥坚”， 完全没有必要活得像陆游一样“行遍天涯等断蓬，作诗博得一生穷”；完全没有为了写出像曹雪芹那样的著作而要活得像曹雪芹一样；完全没有必要像陶渊明一样“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服”，文人也可以活得像金庸先生一样进入香港十大富豪之七。
　　 所以，中国的文人们，超女可以“想唱就唱”，你们也完全可以“想富就富”！
　　 吴鑫2008年7月11日下午于广电
　　 7月14日修改上午于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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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