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羊城晚报的一篇文章：
　　
　　丑陋的中国人中最丑陋的是文人？
　　 作者：牛 翔
　　
　　 近日，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了两首救灾颂词，其中一首以四川地震灾区死难同胞的口吻，直呼“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的感慨，还替他们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强烈愿望”。一时间，惹得众人骂声连天。其中，一位叫李钟琴的山东作家在其博客上称，自己读完这两首词，“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服了服了，真是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在这种不学无术的人领导之下，与这种恬不知耻的人为伍，真是耻辱！”为此，他果断地宣布退出山东省作家协会。
　　
　　余秋雨式的哭诉还没结束，王兆山式的“鬼词”又掀风波。面对这场华夏劫难，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文人怎么啦？这样的“灵魂秀”是不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面对少数中国文人的这种伦理化表演，我的看法虽不至于像李作家那样偏激，但心里确实感到很郁闷，很伤感，很无奈。尤其是面对全民族的救灾热情和体恤情怀，我为中国文人的这种“灵魂秀”而深感羞愧。是的，在这种紧要关头，一个是著名的文人，一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们却假借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自觉地”充当社会的代言人，进行了一番很不成功的道德化表演。这里面所隐含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危机，已经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众所周众，自从1898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之后，文人（或作家）就一直被视为现代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这不仅因为他们对那些公共性、普遍性的现实问题永远保持着高度敏锐的精神姿态，并及时地向公众表达自己最真实、最有效的声音，使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他们在用怎样的思维和方法思考问题，而且还让那些无助的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发现一种公正、合理而科学的价值立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
　　
　　如果对照这一基本准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在这场地震灾难中，中国的少数文人对社会的发言是令人失望的。他们既没有体现知识分子自身在公共领域中所应承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也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上的独特优势，使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在现实灾难中获得重要的实践性价值。甚至，他们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大众传媒。在救灾过程中，大众传媒由最初对事实真相的报道，到后来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对一线救灾人员的赞颂、对灾民的人道主义关注，都充分体现了现代传媒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品质。在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团结民族抗争的凝聚力、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等等方面，应该说，他们都出色地发挥了自身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文人的作用却显得相当苍白。我发现，广泛流传的几首好诗（如《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等），并非出自那些专业诗人的手笔，而是民间诗人的原创，而那些拿着工资的专业作家和诗人们，其言行却常常充满了某种做秀式的表演意味。
　　
　　表演之一，就是在灾难的表层现象上游走，用廉价的热情替代思想的力量。这是大多数中国文人所择取的一种精神姿态。他们仅仅将自己安置在一个普通公民的立场上，用简单的情感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公共灾难的关注，用无深度的伦理关怀来替代必要的理性思考。譬如，在灾情蔓延时，他们便感伤着人们的感伤，忧虑着大家的忧虑。当灾情被控制后，他们又高兴着大家的高兴，快乐着大家的快乐。他们大力讴歌无畏的一线救灾人员，积极拥护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急灾情之所急，忧人民之所有忧。但是，他们也就仅此而已。
　　
　　这种思想退场、理性缺席的表现，不仅动摇了文人作为知识分子在公共危机中的精神使命，颠覆了其自身存在的历史性价值，而且还回避了对人性与人道的严峻拷问，逃离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理性化上对自我独立的精神品质的顽强恪守。尤其是像王兆山所说的“纵做鬼，也幸福”，已完全违背了最基本的人道伦理，是基本理性严重缺席之后的滥情泡沫。
　　
　　表演之二，就是以诡吊的邀功心态，进行虚弱的伦理化表态。这是一种最不能让人容忍的表演性行为。尤其是像王兆山之类的文人，他们以盲动的主观热情，借抗震救灾的名义，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着一系列的“表态式”表演。似乎如此这般，就证明自己参与到大众危机之中了，就彰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精神魅力了，就体现了自己与大众站在一起、与灾难抗争的勇气了。其实，他们无异于精神撒娇。这种表演性行为，从本质上说，不仅无法给大众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帮助，无法展示知识分子自身重要的责任与使命，而且也无法通过其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让公众获得某种自我拯救的勇气。
　　
　　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伪知识分子的自我标榜，是利用作家或诗人的旗号所进行的一种苍白的“灵魂秀”。其背后所隐含的终极目的，是少数文人积极而暧昧的政治伦理化姿态，即，谋求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权力资本。对此，有人就认为，“丑陋的中国人中最丑陋的是文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还是以陈旧的思维方式，浓重的御用情结，拿灾民们的伤痛邀功请赏。”此言虽有过激之嫌，但亦不无道理。
　　
　　如果深而究之，这种“灵魂秀”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土壤，与作家的体制化、官僚化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王兆山不是山东省作协的副主席，也不是什么刊物的主编，我相信不会有人理睬这类肉麻而庸俗的“打油词”；同样，如果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通过个人的创作实绩来获得的，那么凭借王兆山这样的“创作能力”，我以为他不太可能坐上这个位置。这里面的纠葛，究竟有几人能够解透？
　　
　　在此，我只能篡改一下王兆山的词句，暂表看法：
　　 文崩诗折，德消魂破。祸。祸。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