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垃圾佬已经在回帖中点明了我的创作意图，我很感动（正像金艮先生所说的，自己的作品只要有一个读者真正的理解了，自己都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没有白费心机，都会感动）。而因为感动，意犹未尽，觉得有些话还想说一说。
　　这篇小说对“他”的描写，在手法上采用以“他”的意识流向为主，确实是为了“对那个怪诞年代的控诉。可惜的是，经历那个时代、并且保留下深刻记忆的那一辈人，皆如文中主人公，已经失去了控诉的能力，并逐渐失去了记忆或是根本抗拒回忆。……一切只象笑话，因为事实怪诞到无法可理解。”但这“一切只象笑话”中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事实怪诞到无法可理解”，而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写出来。
　　
　　在我写这篇小说的预备材料中，是备有“他”、“她”、以及另一个主要人物“工宣队长”等三个人的档案的。故事的背景是：他是青年教师，烈士遗孤，思想豪放，行为有点不羁；她追求进步，但她崇拜他，喜欢他，因此爱他；文革搞起后，工宣队长对他不羁不合作的行为不满，加上他也爱上了她，就决定要打倒他，就凑够了足以将他打翻在地的材料（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他的父母在旧报纸上登的认罪书），就发动学生批斗他。在革命的大形势下，在工宣队长的逼迫下，她也上台批斗他，将他平常和她说的悄悄话也无限上纲地拿到了台上批斗。他对她的行为很反感，就不顾一切地用头撞向她，将她撞到台下去了。后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工宣队长做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她和工宣队长结了婚，也做了革命干部。
　　但我没有完全用这些材料写这篇小说，我只抽取了他不理解他“当年因为风华正茂，意气用事，使他误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点，用或许算是谈木人编辑说的“第三人称意识流”的手法，反复刻画他在努力地要想起那些“留给他深深印象而又有些模糊的记忆”。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的目的就真真的如垃圾佬说的，我认为：“更可悲的是，就算他有能力记起并企图表达一些感想，也不会被没有亲历其中的人们所理解”，我只不过是想强调：这种情况发生的深邃原因使他缺乏信心，因为他如果是被敌人孤立，那是光荣，他会大义凛然；而他遭受厄运，面对的冷酷，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的同志、密友、亲人，孤立因此才可怕。
　　但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请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