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争鸣和厕所骂街
　　文　朱世杰
　　
　　按理说，文坛和厕所是毫不相干的，其性质也大相径庭。一类是酿造精神食粮的家园，雅得极致；一类是排泄物质垃圾的场所，俗得可以。一类虚拟化，一类实在化，怎么也等同不到一起去。
　　
　　生活中笔者经常会光顾这两地方。或者正在文坛上饱览美文之时，保不住肚子里“浊气”使坏，“一骑绝尘”，一头扎进厕所里。一番痛快淋漓之后，再悄悄然回到文坛各个场所轮番“蹲点”。如此“归去来兮”，渐渐让笔者发现：文坛和厕所之间，并非毫无瓜葛，实有相似之处。
　　
　　首先，二者都是公众场所，都有供人方便、排泄之功效。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贩夫走卒，只要你有这必要，都可以随意驾临此地，二者的大门是２４小时为你敞开。只不过前者需要你带上笔，后者需要你带张纸。前者是文德之士汲取书山文海中的精华之余，成竹在胸，不泻不足以吐故纳新。后者则是芸芸众生酒饱饭足之后，中饱私囊，不泻不足以新陈代谢。
　　
　　其次，来访者的言行举止大同小异。比如这文坛的文友们，有的来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刚落下一文半字，马上“黄鹤一去不复返”，害得下面的追随者“白云千载空悠悠”；有的则潜水功夫甚是了得，任凭外面风起云涌，我自波澜不兴。而厕所中的更衣者同样如此，有的喜欢速战速决，也许屁股尚未擦干净，提着裤子往外跑；有的则“论持久战”，一蹲就是个把小时，就算外面早已战鼓喧天，于我又何干呢？
　　
　　而据笔者观察，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厕所，骂人现象时有发生。文坛里从来不乏正义之士，“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口时就出口”，一旦被骂之士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藏头匿尾直至消失，那才是“骂功”上的最高境界。如果谁在厕所中一不小心，把“秽物”搁错了地方，那对不起，你准备被后来者骂得三魂出壳，七孔流血，也许半夜恶梦中醒来。
　　
　　文人是用笔杆子骂人泄愤，说得文雅点，那叫争鸣，这和厕所里粗俗的骂街，好像不可同等而语。不过在笔者看来，二者本质上没多大区别，最多一个骂得“阳春白雪”一点，一个骂得“下里巴人”一点。一般有德之士不认可文坛和厕所里的骂人，认为这是不文明、不道德、不尊重他人的行为。这点笔者认为大可不必较真，有时候对骂几声，也不见得是坏事。比如这公共厕所，是给人方便的地方，讲究公共卫生是人起码的义务和道德。你要是只顾着自己痛快完了，而把“遗臭”留给后来人，也就难怪别人要骂你。起码你听了以后，你的良心会有所不安，以后方便时你会时刻惊醒着自己。再说这文人雅士聚集的文坛，允许各种流派的存在，别人骂你几句，或者是为你好，让你接受更多不同的看法。这又伤了你什么呢？
　　
　　当然得承认一点，文坛里的骂人艺术比厕所里的骂人水准肯定要高出几个档次。这首先是个文字游戏，没有一定的文化功底，没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你想骂出水平来让别人接受，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古以来都说“文人相轻”，文人之间是最难相容的。文人的作品都是熬白了头发，耗干了心血磨出来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深有体会。一旦你看不顺我的人品，我看不惯你的行径，怎么办？只有对骂。虽然我们的前辈文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说，其用意是想表达“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意思，但万万让他老人家没想到的是，这“文人相轻”一说历经后代文化人的培植繁衍，词义上早已变迁。文人之间的“相轻”不再是纯文化范畴之内的“相轻所短”，而是扩展到更多领域的“隔街对骂”了。
　　
　　现代文人相轻的现象相当普遍，范围更广，比起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现代的文人要想成为文化圈中的名流，首先得学会骂人，而且也要学会被别人骂，不骂不足以鹤立鸡群，不挨骂不足以名扬万里。你想出名，守得住一身修养，耐得住半隅寂寞是没用的，你得找有名气的人来骂，而且是穷尽其文海中的“错误”字眼，挖空其经历中的“失足”来骂他，骂得他一无是处，骂得你的支持者拍案叫绝，骂的你的反对者怒发冲冠，这才是骂有所值了。纵观今天的王朔骂金庸、余杰骂余秋雨、韩寒骂白烨现象，不正是这样闹得不亦乐乎吗？能骂人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姑且不论他骂的水平怎么样，只要他一开金口，总会揽上一怀子的“粉丝”“粉条”。人性本如斯！君不见“嫉妒是魔鬼”耶？我抬不起你，难道我还踩不死你？那写痞子文学的王某人，眼馋着人家金大侠几十年金枪不倒，而自己近些年酝酿的满腹芬芳却无人来嗅。怎么办，骂！这不，他这一骂，许多人又想起了还有个名人叫王朔。能被人骂也不见得不是件好事，首先你金大侠能被王大嘴的“绣球”抛中，说明你不是一般的名人，是名人中的极品。你要是一般的凡人，人家会花费心血骂你吗？再说了，是属于你的终归是你的，不属于你的，也许因为别人的一搅局，也来亲近你一番，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事物总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如果曹老前辈在天有灵，也无须为现代文人相轻性质的变化而耿耿于怀。文人也是人，更需要名气来生存，文人也有凡人的名利心和嫉妒心。一旦这些实现不了，文人也会骂人的。比如这上面提到的王大嘴，我骂你金大侠，不是为了完善你的人格魅力和作品质量而骂，而是嫉妒你的名气和名气给你带来的名利财富而骂。当然，骂完你以后，你金大侠是沉默还是反抗，你是生存还是死亡，你是否成为真正名垂青史的大师级的文化名人，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只要从中分一杯羹，我愿足矣！
　　
　　相比现代文坛的这种现象，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坛早有先例。笔者不知道那时候的厕所里“骂街”有什么特色－－－估计和现在也差不多，那时候的文坛骂人现象同样也是闹得不亦乐乎。当时的文坛流派异常繁杂，除了“左翼文学”是当时文坛上的主流地位以外，加上以张恨水和张资平为代表的“鸳鸯蝴蝶”与都市“新感觉”，以及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这些文体派别和阶级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家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文人之间的相轻相骂现象可想而知。鲁迅先生可以说是骂人的一流高手，他的许多优秀的杂文几乎都是在抨击着别的文化名人。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还有骂郭沫若的《“丧家狗”“资本家的泛走狗”》，以及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到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无一不是笔锋鲜辣地在骂人，刻薄得入木三分。只不过鲁迅穷尽一生所从事的文人相轻，和王大嘴的刻意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鲁迅先生骂人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当时黑暗统治下的尚不知道觉醒的国民身上残存着人性中的愚昧、懦弱、忍让等等的劣根性。应该说这种文人之间的相轻是有觉悟思想，有惊醒作用的真正的相轻。再看那些骂过鲁迅或给鲁迅骂过的人，无论是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等，他们的作品没有因为鲁迅先生的抨击而失去光芒，反而更具有欣赏价值和历史意义，他们都算得上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大师。如果现代的文坛也能像三十年代那样骂出这样几个大师级的文化名人来，阿弥陀佛！那还真是中国现代文坛的福气了。
　　
　　如果现代实在骂不出大师来，退一步说，相轻的两个文人能在争鸣之余，能成为茨威格、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那样的莫逆之交，或者像大江健三郎那样到莫言家过年，最不次也像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真心喜爱，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彼此欣赏一般，在争斗中建立起“台上是对手，台下是朋友”的友谊，那也不失为现代文人相轻的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