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我的“阅读”遍及全球，但我最佩服的三个活人却是现在兴义城里的金祥、登忠和应专。三人中与金祥交往的时间最短。2003年2月15日元霄节晚上，应专和金祥特意来家里玩，应专说想让我认识一下这位“刘师”。我开始没有看得上这位穿着不太干净的旧衣服、少言寡语的中年男子，因此对他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和寒暄几句，并不十分热情。
　　
　　我和应专高谈阔论一番之后，应专说顺便请刘师给我们家人看一下身世和运程。爱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说那就请刘师先看儿子的情况。儿子关着门在书房里玩电脑游戏，刘师从来没有看见过儿子。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想听听刘师能说出什么招数来。只见刘师目光呆滞地看着脚下，似在凝神沉思，过一小会他用上牙咬住下唇，轻轻地“弗”了一声，然后就结巴着说：“你——你家儿子有两——两回差点没命了！”我和妻子都吃惊地“啊”了一声。刘师接着说：“你们家有个祖先是北方人，落水死的，你家娃儿曾经在水上遇到这个水鬼。”儿子小时候在河里洗澡，有次的确沉到了水里，后被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同伴救了起来。爱人像故意考人似地问道：“那刘师，你知道另外一次危险情况吗？”刘师说在屋里看得不太清楚，但是也非常危险，差点完蛋了。实际的情况是：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儿子完成初中考试后的第二天，在街上横穿马路时被兴义市医院的救护车撞倒在街上，当场昏死过去，下巴受重伤，掉了三颗牙齿。很奇怪，那辆救护车是奉命去接一个患重病的孩子，但是却找不到求救者的门牌号码，驾驶员和救护医生说没有那个人家，于是开着空车回来，就撞上了我儿子。
　　
　　刘师还说了许多儿子的情况，大致都是符合实情的，比如说儿子有一条腿上有一块印、十八岁前爱生病、我爱人中年有贵人相助等等。那天晚上刘师说的话，更为神奇的是，他说我们一家三口有点“扯”。爱人问“扯”是什么意思？刘师说“比如你们两个大人好的时候，和儿子就有点扯皮；你们和儿子比较好的时候，你们之间又会有点扯皮，就是这个意思。”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一家三口的关系确如刘师所说，自从我和爱人有了孩子以来，直到世纪之交我深入研习佛法的十余年间，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力量（就是我现在所说的“超人力量”）在支配着，让人身不由己地折腾。爱人问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得开，刘师说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法事。爱人问做法事要多长时间和多少钱，刘师说要看我们家死去的老人听不听话、依不依讲，如果顺利时间就短、不顺利就长；至于钱，刘师说随便我们封多少都行。
　　
　　在刘师家的法场做法事的时候，我手里拿一个稻草人跪着，刘师一边敲着响器，一边似在念经、和另一个世界的人讲话。念着念着，刘师突然问我：“陈哥，你给你家老人，是父亲这辈以上的老人许过哪样愿？你没有做到。”我说“好像没有啊，等我想一想——”刘师说“你过后再慢慢回忆吧，想起来了就要赶快去做，对死人可讲不得假话啊，我现在先答应他老人家，你讲过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刘师又开始念经对话，过一小会刘师又说我父母的“房子”有水患，我说“我的父母都死了，咋个会有哪样水患啊？”刘师说“是啊，我讲的‘房子’是老人的‘坟墓’，两个老人的坟墓有水患。”我说“你都答应老人家吧，我过后回去一定把这些事情做好。”那个法事大概做了半个多小时，结束后刘师说我们家老人都比较通情达理，因此还算顺利。刘师还说我爱人有财运，用红绸子包了一个装着钱纸灰的瓦罐回来，回来的路上有人护送，爱人抱瓦罐不能抬头、回头和与人讲话，否则会泄财。
　　
　　回家后关于给老人许愿的事情我想起来了，有一年正月十五我和二哥给爷爷“上亮”，爷爷坟前的土插不稳蜡烛，我就和二哥说，干脆做一个水泥平台，在上面打一些小洞，以后“上亮”、敬坟时方便一点，但是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忘了没有做。关于父母“房子”有水患的事，因为修公路把母亲的坟牵来和父亲的在一起，两个坟墓后的高坎上正好有两块水田，可能是水会浸到坟墓里去，于是我打电话和二哥说，叫他赶快检查、修补一下。
　　
　　此后我对刘师就刮目相看了。这三年来我和刘师经常来往，因此成了朋友，他叫我“陈哥”，我一如既往地称他“刘师”。以通常的眼光看，刘师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只读过小学，但是没有毕业。他说大概是读到三至五年级就没有读了。我说究竟是读到三年级、四年级或是五年级，现在记不起来吗？他说他当时读书的时候也不太搞得清楚到底是读几年级，反正只晓得一天背着书箱去读书，但是从年龄来看应该是读三到五年级之间，就没有再读。
　　
　　刘师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被国民革命军唐生智杀害的贵州军阀、川黔联军总司令袁祖铭是同乡，属贵州安龙县龙广镇人。刘师说袁祖铭生来就是一个要短命、要被害的人。他能背得一首慨叹袁祖铭的诗：“川黔鏖战苦相煎，十载功名付袅烟；不是生来无帝相，只缘路窄不通天。”刘师说这个诗虽然是后人写的，但在袁祖铭生前，就已经能够看得出他有“路窄不通天”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问过刘师看人的身世运程是怎么看的。我研究易经，知道一些“三教九流”和沟通阴阳的事，但不知道刘师的方法是属于哪门那派。我只能感觉得出来，他在呆滞、凝神的那一会，他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阴间；就是说他可以在脑子一顿的瞬间就去了阴间，然后一顿又回到阳间来了。我在《我最想做什么》一文中说过：“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亲自到阴间走一趟，多了解一些阴间的情况。我想阳间的事情应该是由阴间的什么力量决定的，或者与阴间有某种因、果、缘的关系。”我相信阳间的事情，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一个档案，这个档案存放在阴间，由阴间的人掌握，那么能到阴间看这个档案的人，就会知道阳间的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
　　
　　（二）
　　
　　我最佩服的第二个活人是老友登忠。这位老弟三十老几了，总是自得其乐、甘于贫穷，毫无奋起直追、脱贫致富的精神欲望。当然他的所谓“贫穷”，只是相对我这个物质上的中产者而言，只是比我贫穷而已，并非处身饥寒交迫的状态。五年前登忠来访我刚搬的新家，临走时笑着说：“你住这个地方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吧。”我回答说“按照‘中国特色’的水平应该够得上”，接着我讲：“如果我是中产阶级，那么你就还是无产阶级了。”他又是一笑。我历来有一种心态，就是嫌贫爱富，不管在穷的时候、富的时候都一样，后来有几个臭钱，也是在贫穷时嫌贫爱富、奋起追求的结果。我一般不把穷人放在眼里，我对待他们比别人慷慨的“爱心”只是一种怜悯和表面上的假意招应，但我敬佩登忠这个穷人却是完全出于真心。登忠丝毫没有自卑心理，也没有慕富或仇富心理，金钱物质总是刺激不起他的激情。作为一个高中、大学时代的高材生和各种机会很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名利双收的好工作，后来遭受两年牢狱之灾，丢掉了“铁饭碗”；但他从不后悔，也从不抱怨，而且做什么事都喜欢默默无闻。
　　
　　登忠是唯一一个和我交谈完全透明的人，他彻底地坦率，内心没有一个黑暗的角落。而我不行，我对他很坦率，但我内心的天空有阴云，灵魂永远有肮脏的部分。我的爱好很多，而且有些不可告人，即使外人有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但登忠与我截然相反，他在生活上的爱好别人都知道，他每天活动的时间、地点毫不设防、也不张扬。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美国篮球赛和下象棋，他下象棋时通常把棋盘摆在地上，一直蹲着，可以蹲几个小时，而让对手坐在沙发上。对手如果在移动棋子之前问他下一步怎么走，他也会坦率地告诉对方；他甚至随便对手任意悔棋，但最终还是赢家。登忠的行为告诉我一个真理：真正坦率的人是真正快乐的赢家和最自在、安全的人。但我永远无法学习和实践这个真理。如果说彻底的坦率者是“大人”，那么在今日世上的活人中，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不是“小人”的人。
　　
　　我相信登忠是真正悟道成佛、明心见性的人，我经常向他请教“佛”的问题。世界上能够改变生命的学问唯有佛道，而佛法大道的确改变了他的生命。去年登忠来兴义的时候，我为他筹划如何挣钱买房子，他却说这些事情可以做，但是不必这样执着，还是随缘随意的好。他说生命在本质上最大的需要是你要爱护它，不要束缚它。他说生命本来不是我们的，生命是天地宇宙的，所有的生命都一样，生命连生死的区别都没有，怎么会有穷富的区别呢？我们把生命分为你、我、他，那只是生命所穿的“衣服”，只是生命所表现的生身（我身）形式。既然我们的生命都一样，不存在的东西如躯体、财富、名利、冷暖等不持久，永恒的生命永不消失，那我为什么要学习你、热爱你或嫉妒你、仇恨你呢？他说生命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呵护，爱护生命的根本就是让它自由。我在寒冷的冬天和登忠外出，我穿保暖内衣、衬衣、毛衣再加上外衣和风衣；可是登忠呢，他只穿一件空空的衬衣和一件外衣，而且衬衣最上端的扣子也不扣上，差不多把胸脯都露了出来。但他不感冒，万一感冒了也不吃药，自然就好。可能他的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不是非常紧密，或许有时还会灵魂出壳，因此对冷暖和好坏没有感觉。登忠身体很瘦，嘴唇两边的皱纹很像甘地，形成美妙的弯月形；全身瘦骨嶙峋，很像古印度苦修者瘦得皮包骨的状态。有一次我问“登忠你冷不冷啊？”他笑着说“怕冷的是肉，我的肉太少，骨头不怕冷，嘿嘿。”
　　
　　登忠的自然科学知识非常广博。大学时他学的是化学专业，但对化学之外的科学知识了解得非常多，我在备课、作文时遇到的“科学”问题多是向他求教。在他身上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天文和地理知识，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登忠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野外或房顶看星星，能够叫得出好多星星的名字。多年前我曾问他学佛主要应看那些书，他说学佛的目的是要成佛，成佛不需要看书，只需要看星星；看星星的时候随意去读解，把自己化成蚂蚁那么小，然后化成一团气，最后化成无，可以看着星星坐一个晚上，这就成佛了。因为研究实用预测学的需要，我原计划要读一些天文地理的书，后来想到有登忠这个无所不晓、随时可问的方便顾问，于是就懒得看了。
　　
　　（三）
　　
　　我最佩服的第三个活人是应专。应专与登忠这个“穷鬼”相反，他是“富翁”，而且他们之间也是朋友关系，比我和他们两位交往的时间还长。应专是个生而不喜、死而不忧的可死可活的人，但是这点我不佩服，因为我也不怕死，我有时甚至会有想死的念头，因为我渴望对阴间的了解，想早点去那里去看看。但是应专不怕死的缘由与我不同，他认为自己不管怎么死，都只是表面死、实际没死。他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死了你还活着，我怎么会死呢？应专断定这是人生最大的“悟”，最伟大、最彻底的大彻大悟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吾即是心、心即是吾，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我，我是一切人、一切人也是我，那我怎么会死呢？”这就是应专的生死逻辑。
　　
　　我问应专：你的意思是说，人玩的是一个“心”字，设想我的“心”装在皇帝的身体内，我就是皇帝了；设想我的“心”装在所有人的身体内，虽然我死了，依然没有死。他说不是设想，直接就是我即你、你即我，我心即你心、你心即我心，没有分别。“心”于我和“心”于所有人无别；如果有别，那怎么能叫“明心见性”呢。既然“心”于任何人完全无别，那我的“心”怎么会死呢。人有畏惧死的痛苦，认为自己会死，是因为在“心”上载了刺，把“心”给牵挂起来了，所以“心，亦色亦空，非色非空。”
　　
　　“我即你、你即我，我心即你心、你心即我心。”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凭知识和智慧能够理解的问题，这是一个灵性问题，只有靠慧根和机缘去悟解。所以我最佩服应专的，不是他不怕死的心理，而是他不怕死的理由——或许不是理由，而完全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生命体验和感觉。
　　
　　我最佩服应专的第二个地方，是他无所事事、老是闲着，做事如坐禅、办大事与做细事无别。我见到和听到他的时候，都是泡着一杯茶，在QQ里边下象棋、或与人下围棋、或与人喝酒；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谈佛法、谈禅宗，是一条“烂板凳”，坐下来就不知道起。无论何时何地，他的言行都没有商场博弈的紧张状态和精神痕迹。
　　
　　应专是一个“做大事”的“大闲人”。去年有一天我们专门谈到“忙”与“不忙”的问题时，他说看一个人忙与不忙只是看到他的表面，因为忙与不忙都是“心”生外相。人的本心无所谓忙与不忙，忙人之“心”与闲人之“心”无别。如果不能见到本心，忙有何用呢？如果见到本心，那还忙什么呢？世俗众生都是迷徒，都是忙的分辨，是假忙或瞎忙；我则不辨，所以清闲，即使有人把我告上法庭，我也不辨，我让律师和法官来辨，那我还忙什么呢？
　　
　　他这个意思我能听懂，其中的奥妙也能理解，但我实际做不来，因此非常佩服。我是一个闲人，我的清闲是真正地懒惰和无事可做，不像他是“做大事”的“大闲人”，这就比我高一个或几个层次了。他曾经问我：“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说“你当然是领导了。”他说“对呀，领导就是领导别人做事。”我说“你干一年的收入等于我干一辈子的收入，你为什么会领导得这样轻松呢？真是领导有方啊！”但他不喜欢谈领导方法、经营管理这类时髦话题，好像是商业秘密似的。我也从不和他深究此类问题，因为他谈去谈来总是禅宗那一套“陈词滥调”。我想他的“领导方法”很简单。第一，他的“领导”完全是一种本能，一种超人的天赋本能，不是靠知识。严格说来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上大学时因为考试不及格，过了一年或是两年回校补考才拿到文凭。他从不看领导科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商业经济这些普通企业家和商人爱看的书，而是看老子、庄子和禅宗等。第二，他看得透众生的本性。有天他打开一篇“名人”的博文给我看，那文章就说今天做什么、怎么给别人过生日、怎么包饺子、怎么喝红酒、然后怎么说呀笑呀等等，这样一篇无聊文字的后边竟有两千多篇跟帖。他说“这就是领导”，领导的前提是要有被领导者，芸芸众生最大的本性就是一个字，叫“依”或者叫“倚”，因此你就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依”可“倚”的平台，让他们去折腾就行了；这样下来你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你就只有做些“无聊”的事情了。
　　
　　前年有一天，单位领导要我收集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谈轰动一时的北大人事改革的序列文章，有十多二十篇的样子。其时恰逢应专来访，我把文章递给他看，他顺手翻了一下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智慧和参考价值，这算什么改革啊，我十多年前办私校时早就这样做了。这个张教授搞改革把自己放在其中了，这人肯定成不了大事，不要浪费时间去看它。”这个话让我领悟到他的一个“领导方法”，就是做大事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外边，既然放在了外边，那还忙什么呢？
　　
　　我最佩服的三个死人：http://www.my510.com/forum/adecoler.php?articleid=1356630&userid=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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