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诗歌，流浪和爱情
　　
　　老乡们 谁能在海上见到你们真是幸福！
　　 我们全都背叛我们自己的故乡
　　 我们会把幸福当成祖传的职业
　　 放下手中痛苦的诗篇
　　
　　 今天的白浪真大！ 老乡们，他高过你们的粮仓
　　 如果我中止诉说，如果我意外地忘却了你
　　 把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
　　 我连自己都放弃 更不会回到秋收 农民的家中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赶上最后一次
　　 我戴上帽子 穿上泳装 安静的死亡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七月的大海》
　　
　　一 城里的月光
　　 学校最终分配的结果是让海子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工作。
　　海子留守京城的愿望终于实现。十九岁的海子对未来充满了幻梦，他想在这番广阔的园地里施展自己。
　　 同期分配进去的还有他的几位同学，包括他的室友刘广安，另一位热爱诗歌的热血青年，还有一位女同学郭蔚。
　　 消息传到安徽老家查湾村。查振全夫妇喜乐开怀，他们盼望已久的梦想变成了事实，一个农民的儿子终于从贫瘠的土地上成了中国的首都的一员，儿子成为了中国名牌大学的一名教师。
　　 拿当地农村人的话说就是：海生是个“正式工”!他捧起了村里人认为的“金饭碗”。
　　 那份工作不但是农村人，也是城里人为之艳羡的职业，它的性质决定了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从事教育的工作也是海子替他的母亲完成了年轻时的一份夙愿，母亲当年追求的是在村上的小学当教师，而她的儿子如今要在大学里任教。
　　母亲悲喜交加。她为十九岁的儿子骄傲，她想自己的儿子将站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坛上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传道授业，若干年后学生们再将儿子的知识播撒远方，成为大众的力量，，那种力量是做母亲至上的荣耀。
　　 一方面由于北大老师的推荐，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写作水平得到校方的认可，海子被分至校刊——《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做编辑。
　　 法大的校刊归党委宣传部主管，主要是为宣传正确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法大舆论导向的平台。
　　 海子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帮着修改稿子，编辑组版，采写新闻报道，既做记者，又当编辑。凭着本科四年所学的专业技能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海子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
　　 和其他的校园刊物一样，法大的校刊每期都留有部分版面专发师生的文字文学作品。
　　 对于这样一份出版周期较长的刊物，在极其有限的版面里，只有极少数高质量的稿件能被录用。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力，以“伯乐”的眼力挑出“千里马”。
　　 法大虽然是政法类院校，但是规则的条理法文阻止不了一部分学生浪漫的情怀，如同当初在北大读法律专业的海子对诗歌的一往情深，在法大的校园里，钟情于诗歌的师生人数绝不亚于首都其它的专业院校。
　　 在这样一个相对清闲的环境里，海子创作诗歌的时间大大增大，自己的一些诗歌作品陆续在校刊上登出，这使他的名字在法大的诗歌界颇为光亮。
　　 十九岁的海子，如同一张大白纸，除了读书写作思考，人情世故一概置若罔闻。
　　他把自己泡染在幻梦的海洋，他的身体里充满着世间的五彩斑斓。
　　
　　 第一个月领工资时，包括奖金和各种补贴在内，海子一共拿到了九十元。九十元对于１９８３年的生活水平可不是个小数目。
　　 从会计手头上领到这几张大票子，海子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种复杂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他小心翼翼地揣着这么多钱，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法大边上的一家邮政局，填了一张六十元的汇款单寄给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亲。
　　 饮水思源。这一次他如卸重担，心里极度轻松，这是海子对父母的感情回报。在这以前，都是父母亲每月寄钱给他。
　　 他可以想像得到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收到汇款单时的喜悦之情。这六十元至少可以解决三个弟弟的学杂费，父母的忧愁在海子感恩的心上融化。
　　六十元钱寄到查湾村，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尽管当时农村生活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脱贫不久后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家一亩三分地来维持基本的生计，没有更多的余款。
　　 六十元钱的汇款单，在三代为贫雇农的查家是一张巨额支票，但这不仅仅是张支票。
　　 查振全颤抖着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拿着自己的私章去村子上领取这张汇款单。当村支书把这张六十元钱的汇款单递给他时，查振全略显苍老的脸微微发红。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过这种绿色的汇款票据。
　　 查振全仔细询问了取钱的程序，然后把它揣在怀里，神秘兮兮地走回到了家。
　　 早在家中等候的妻子急不可耐地问他钱取到没有。
　　 “咋回事？” 操采菊有些迷惑。
　　 查振全摇摇头。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操采菊神色黯然地走进了厨房，收拾家务去了。查振全赶快跟进去，从怀中取出那张汇款单，在妻子面前一晃，“孩子他妈，明儿个到镇上邮电局拿这个领现钱。”
　　 “钱不是装在里面吗？”
　　 “哪里，这是汇款单，不是信封，也难怪你不晓得，每次给海生寄钱都是我的事。” 查振全解释道。
　　 “是这样啊，我为汇款和寄信一样，直接把钱塞到信封里，收款人拿到信封后可以直接把钱拿到手呢？”
　　 “哪有那么简单，钱要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失了怎么办？”
　　 “那是，邮政局的人头脑活。”
　　 “咱海生也和他们一样，专想这些巧妙的招子方便大伙。” 查振全神采飞扬。
　　 “看你，激动的像个啥似的。”
　　 “可不，你看村里那些人，眼睛红的。” 查振全颇为动情。
　　 “咱可管不了人家对咱的态度，前些年海生上学时，也没有那个伸头看一下。”
　　 “不说那些陈年的事了，咱海生总算有出息了。”
　　 “我们没有白养活他。”
　　“关键是他自己努力，我们又没有帮他解决过学习上的事。”
　　“要是他的三个弟弟也像他就好喽。”
　　“你还真会幻想，世上要是有那么多的聪明人，那普通人怎么生活。”
　　“说的也是，我看咱们先不讨论这个了，你说咱拿到这些钱先做些什么吧？”
　　“把他们三个学费钱先交上，再买些农具。” 查振全指着屋角处的翻刃的锄头，“你看，这哪能再用啊？”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想还有一些剩余钱是不是先存起来，留着海生以后成家时用，北京的消费也不小，也不晓得这孩子的工资够不够自己开销？” 操采菊担忧的说道。
　　“你们女人就上心细，我怎么没有想到，要不咱们再寄回去一部分？”
　　“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查振全坚定的说。
　　“我看还是不行，别人笑话自不必说，儿子心里肯定也不会好受。”
　　“那还是按照你的意思，先存起来吧！”
　　这是段温存的小插曲。
　　星辰闪耀的晚上，全家人夜不成眠。查振全夫妇掂量着六十元人民币的份量，他们在互相地交涉着最简便划算的用途。
　　 几个娃子则吵着要吃肉，叫爸爸妈妈明天上街称些猪肉。
　　 查振全这才想起忽略了孩子们的想法。
　　 “好的，就听你们的，明天上街称两斤！” 查振全非常干脆的允诺道。
　　 要不是孩子们提起，他们似乎已经淡忘了猪肉的滋味。家里多年来，拼死拼活奋斗，全家人不得不时常勒紧裤腰带一心只为了这个大学生。
　　 如今，含辛茹苦的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种植的恩典。
　　 村里人听说查裁缝家的老大从北京寄回了一笔“天文数字”，一时议论纷纷。他们在不间断的揣测中疑惑：北京的工资怎么会那么高？
　　 此时，他们用一种极其艳羡的眼光注视着查家以及他们的行为。
　　 翌日清晨，他们赶在人们上工之前来到高河。
　　 在镇上邮局取到这笔款项后，查振全精神抖擞，操采菊将沉甸甸的“大团结”小心翼翼的放在兜里。
　　他们在街上逛了几个来回，极其认真仔细、货比三家地选挑了几件简易的农具、种子。
　　在一家肉铺店，查振全称了三斤瘦肥结合的膘肉，一斤七毛三分钱，三斤共计两块一毛九分钱。屠夫用稻草绳子捆扎好肉，他们拎着这块肉回到了村上。
　　 村子里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手上拎着的那块沉甸甸的大猪肉，不住地和他们打招呼，嘴里啧啧称叹着。
　　 “呵呵，大老板了喂！”有人半好意半开玩笑的嚷嚷。
　　 “什么大老板，老大寄了几个钱，买几斤肉给孩子吃！”
　　 查振全提亮了嗓子，和众乡亲一一搭话，从头到尾，他就这么一两句话，搁在平时，查振全的嗓门可没有这么响亮。
　　 改革开放初期的查湾村，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或者有重要亲朋好友来家做客时，家里才会买上斤把肉招待客人。平日里，这样大的奢侈是绝无仅有的。
　　 海子将“孝顺”的蜜糖化解在父母亲的心田上，恰如其分的表达少不了老两口内心的欢喜。
　　 “高收入”的海子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光彩，单凭着六十元钱的汇款就可以给那些平时高唱“读书无用论”的村民一个巨大的讽刺。那些平日里和查家有些小摩擦的邻人从门缝里窥视着他们的变化，一些村民始拿海子的例子教导自己的孩子奋发进取，将来考取大学，也要平分秋色。
　　 无疑，查振全夫妇全家的地位在查湾村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从别人的眼光里、言论里、行为上，查振全夫妇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巧妙的变化。
　　 查裁缝还在做着自己的手艺，当“的确良”布料兴起时，很多人都会扯上几尺这新鲜玩艺儿做件衬衫。这种“的确良”比卡其布穿得舒服、易洗，深受年青人的喜欢。
　　 他的裁缝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尽管每天赚的只是些零碎毛票子，但他喜欢踩着脚踏板的感觉，这是一种天然的节奏，几十年的节奏，一天不踩，心里便觉得痒痒。
　　 村里有不解的人问老查，你家儿子工资拿那么高，还要做那活干吗！
　　 查振全故作笑嘻嘻状，没有直接应答，他一般通常都是这样，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想要说的话就把它憋在心里。
　　
　　 二 红泥
　　海子工作的头年，比他小三岁的大弟弟查曙明已经上了初中，成绩在班里也较突出。查振全希望二儿子能和大儿子一样，将来也能考取功名，再一个个顺次把他们拉扯成人。查振全夫妇顺利成章的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二儿子的身上。
　　 在农村，读书考大学似乎是年青人最好的一条出路。
　　 远在北京城内的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的海子也开始关注大弟弟的学习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购买一些学习资料书籍寄给弟弟。
　　 早在查曙明上小学高年级时，哥哥海子就同他保持了通信联系。
　　 每次信内的内容不免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学习生活、父母的身体状况等等。自己常年不在父母身边，他建议大弟弟在学习之余多为父母亲分担一些活，不要惹父母生气，带好两个弟弟……
　　 在校刊做编辑是个清闲的工作，可海子却一天到晚都在忙，他忙着写诗，忙着与别人交流。但他的诗与当时的“朦胧诗”、“口语诗”似乎都不搭界，没有人关注他的写作。
　　 但海子仍在忙忙碌碌，他想写点论文，为将来从事课堂教育工作累积材料。出于对哲学的热爱，他把命题转在了社会学上，社会学研究是哲学的一个方向，社会学不仅限于描叙人与社会的外部联系，也不仅指社会的政治、艺术、宗教、文化等因素如何去约束、压迫、规定人的行为意识，海子把重点放在探讨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心理变化行为。哲学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社会哲学呢？单纯地讲，社会由人组成的，这个客观的依据事实，是无论怎样自命新颖的哲学也不能疑惑或改变的。由此有了几种结论：社会为个人而存在的实体，或者说个人必须按照社会为它自然拟订的的各种与生存和社交有关系的法则和制度，或是社会和个人是有机的的依存体，社会需要个人意志和从属，同时它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是人为的主体。
　　 但是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诗歌写作上，当然，这种写作的命题往往具备社会从属的主体——人的本身。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打理他的句子。
　　毕业离开了北大，海子利用各种机会回到母校和北大的诗人们畅谈一番。母校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海子在这里吸收更多的知识精髓，为他的创作埋下深深的根基。
　　 尚在北大读书的骆一禾和西川等人成了他居所里的常客。他们经常为一个话题争论不止，直到大家都筋疲力尽，互相倒床而卧。
　　 此时的骆一禾的诗歌已经锋芒而出，一枝独秀，借着科班专业化的巨大功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海子已经注意到他身上潜在的变化，“麦子”的意象穿插于诗歌的文本之中，这是对农业文明的思考，“麦子”是“胃”的直接代言人，是维系中国生命源的最典雅的庄稼，是“粮食中的粮食”，是上帝赐予中国乡村的最宝贵礼物，收获“麦子”是农人们的荣耀，它金黄暖心、忠实可靠、朴素明朗、粒粒动情。骆一禾的文字闪动着一种光亮，是清晨的露珠打在麦粒上的晶莹，清鲜雅致，平静如湖。
　　 尽管海子从上大学起就生活在都市，但他对北京这座都市相当陌生的，到工作后也没有试图去创作一首关于钢精混凝土式的工业文明诗章。
　　 骆一禾大量的“麦子”诗篇吸引了海子，工业还是农业？麦子还是楼房？牧歌还是喇叭？芦花还是玫瑰？海子在两条复杂的车轮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博尔赫斯说，“写作者的荣耀在总体上还是取决于一代又一代无名的人们在孤寂的书斋里对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或冷漠”。在海子的陋室里，除了周末应酬几个好朋友就留有写作这个最亲近的朋友了。海子注重诗歌的语言的锤炼，在海子的看来，语言并不是个自由的独立体，如同梦也会受到现实的干预。
　　 海子问骆一禾：“诗歌的形式是语言吗？”
　　 “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一味追求语言将使诗人走进狭窄的胡同。”
　　 “我总觉得自己追求意想经常受到语言的影响。”海子漫不经心地说起了这句话，并递给了骆一禾一根香烟，他自己也点上了一根。
　　骆一禾颇为惊讶，“什么时候也沾上‘毒品’了。”
　　“呵呵，最近才染上的。”海子猛吸一口，又吐了出来。
　　“语言如同这烟雾，本身并不存在特别的意义。” 骆一禾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关照写作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美学意义，我认为，深度才是一种理想状态。”海子试探着说到。
　　“这就涉及到诗歌的文本问题，我们发现，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无不重视诗歌的本身问题。我以为你的意想表达已经有了自己的状态。”
　　“我认为我抒情的目的存在于人性思想与心灵的深处，诗句为艺术形式探索搭桥牵线，灵性的感觉就变得闪光了。”
　　“说到底，我们不但关注语言问题，而且关注文本问题，自荷马将古希腊的民歌和故事整理创作成荷马史诗后，《伊里亚特》便以文本的形式流传至今。从《伊里亚特》出现的那天起，荷马史诗的载体就是文本的形式，通过文本的载体形式进入传播和流传的领域。”
　　“是的，人们注重对诗歌的文字的阅读，而对形象理解的程度却大都高于对诗歌本身关注的程度。”
　　“ 时间为我们为更冷静、深入地总结和评价历史提供了可能，这就要恒常自己的理想，解构色彩的文本。你须深入下去挖掘属于自己的粮食。” 骆一禾吸完最后一口，把烟头丢进门外。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近段时期来，我的诗歌里对多元性、生成性、可写性、理想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你的‘麦子’诗篇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幻想，在你的身上，我似乎找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海子感叹道。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你的方位的移向，你的禀赋就是对农业的思考，是上天赐予你的，你可以拾起来，不是吗，我已经闻到了焦土的香味。子曰：诗可群。”
　　“你真会说笑，我从你的身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看来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了。”海子笑道。
　　“那当然，你的想象力可不同一般。”
　　“过奖了老大，没有想象力的还叫诗歌吗？”
　　“现在写诗的人很多，种种派别林立，垃圾诗歌汗牛充栋，诗歌当然不会以机器工业还是民间作坊作为其价值标识，没有想象的创造当然不能叫做诗歌。”
　　“可是‘民间’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诗歌价值尺度，一部分诗人坚持独立自主的诗歌立场、致力于诗歌自身的创造、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边缘写作。”
　　“从《今天》创刊号上芒克与北岛的诗造成的最初冲击和感情的震慑，还有什么能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呢？”
　　“来自民间的写作日渐清晰地呈现出自己的生长谱系，我更喜欢太阳的日照。”
　　“最近‘清除精神污染’闹得沸沸扬扬，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文章(包括转载的徐敬亚的检查)就达十数篇之多。除‘三个崛起‘外，在不同程度上被划入‘污染’之列的有舒婷的《流水线》、北岛的《慧星》、杨炼的《诺日朗》、顾城的《结束》等。”
　　“在此之前我已经注意到对‘三个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的批判了。”
　　“这对诗歌本身发展没有什么不好，精神污染是相对的，抽烟容易使人上瘾，而燃烧的过程是形式化的。” 骆一禾顿了下。
　　“过几天我要回安徽老家过年了。”海子转移了话题。
　　“哦，那倒是件幸福的事。”
　　“安庆的‘胡玉美’不错，我回家给你捎两罐。”
　　“你说的‘胡玉美’是什么？是你们安庆的自产老酒吗？”
　　“嘿，就知道老酒，我们安庆可不产那东西，‘胡玉美’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蚕豆酱，味美芳浓，名扬海内外，还有‘怀宁贡糕’，清朝年间就作为贡品进皇宫了。”
　　“原来是吃的啊，可我不能光吃蚕豆酱吧，你得给我捎两斤安庆猪肉哦，要不我怎么知道红烧猪肉的味道呢？”
　　“非得安庆的猪肉吗？”
　　“当然，安庆的‘胡玉美’配安庆的猪肉才叫‘天仙配’嘛。” 骆一禾骨碌了一下眼珠子。
　　“既然如此，那我一定不负此命！”海子一本正经的满口答应着。
　　“你不会真这样干吧，那我可受不起。” 骆一禾解嘲道。
　　
　　
　　工作后的第一年寒假，即1984年的春节期间，海子用工资的钱给爸爸、妈妈和弟弟们每人买了一件衣服，加上各类京城风味小吃，海子回家时提了一大袋子。
　　 这是他以一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家的。
　　 妈妈看儿子买的新衣服，甚是欢喜，再一问价格，一件衣服的价钱够得买上好几担稻子。她责怪大儿子不该这么浪费，平时要注意节俭，将来还要成家立业，多余的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中国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村里的一些人已经靠小贩小卖、兜售小商品赚取了一些钱，他们用赚来的钱把以前破旧的房子重新翻盖。这些人的几间大瓦房立在查湾村众多的土房子中间，显得尤为耀眼与突出，再加上置办的诸如双卡式收录机和黑白电视机，各种电器的声响搀杂在一起，确实让人羡慕。
　　 大瓦房比起那些土坯草房子可强得多。冬天刺骨的寒风不能入，也不会被夏日的暴风雨所破。查振全夫妇何尝不想盖几间像样的大瓦房，全家人舒舒适适地住进去，但手头上没有钱。他想等大儿子结婚成家后，凑些钱盖座几件象样的大瓦房。
　　 查振全夫妇的梦想要靠他们的海子来实现！海子现在已经是家里的一根顶梁柱。
　　 每次在家中过年，海子都和三个弟弟睡一个屋子。屋子里面摆了两张床，海子和大弟弟查曙明睡一张床，二弟查舜成和三弟查舜君睡一张床。几个兄弟挤在在一件小屋，甚是热闹。
　　 海子给文化程度稍高的大弟弟讲解诗歌，大弟弟不喜欢这些，当他讲得兴趣正浓时，几个弟弟则吵着哥哥给他们讲一些北京好玩有趣的事。海子索然无味，只好自己埋头开始诗歌的创作。
　　
　　春节期间，除了拜访一下高中的几位老师，海子去了一趟安庆城，剩下的时间他静下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写了些零星的诗句。
　　 他的写作思路似乎并不怎么顺畅，一首诗需要思考很长时间，写作的中间时常停顿。已经具备了一定诗歌写作艺术的海子不满足暂时的情感抒发的需要，他要追求更高层次的诗歌境界，这就是诗歌的思想艺术与语言艺术配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从华北平原到家乡怀宁，土地都赋予了人们以特殊的感情。而在农民的眼里，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土地就是整个民族所赖以生息几千年却日渐离去的乡村文化的乡愁。
　　 这时候，在他家乡不远处的月山镇已经探明了相当的铜矿石的储存量，且不久后就将开采，而且有可能涉及自家居住的周围村落，勘探员成天拿着测量仪选择测量地点，并不时记录，他们可能已经感觉到地下的宝藏。
　　 若是查湾村也有同样的矿藏，这将意味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会被工业矿山所代替。挖掘机、凿井机将把这块土地变得千疮百孔，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乡村原有的天然音籁——鸡鸣犬吠声。
　　 土地到底赋予农民们什么意义呢？
　　 海子的思绪从联合收割上溯到远古的刀耕火种中……
　　土地就是自己永久的乡愁，虽久居都市，但那乡愁却是道挥之不尽的焦虑。海子对乡村文化和乡村栖居地的做了一番重新打量。他当然不满足于把麦地写得越来越小，而是要把它写得越来越大，他追求的是一种广博的爱，他想要让“全世界的兄弟们”都要来麦地里放声歌唱，他的包容的爱跨越了国界，成为时间和空间的永动的力量。这与屈原追求的国、祖国、国家意识有天壤之别。“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 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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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中拥有你我；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俩心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