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说回城以后的事了。你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我回答。
　　从小到大，我很少向母亲问一句为什么。那一年，我二次离家，开始搬到舅舅家生活，这就是我记忆中最深的印象。
　　这个小小的变动，像一把金钥匙，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美丽之门。舅舅是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个藏满许多名著的小图书室。
　　我在文学的小径莽撞爬行，这回一下子遁入了幽丽的山谷，参天古木、无名野花、飞湍瀑流、毒蛇猛兽，向我展示出一个万千世界。同时，我每天要和舅舅一起练书法，一直写到精疲力竭为止。
　　初二这年，在大众剧院的礼堂召开了全校大会，当时我们中学叫实验中学，初高中并存，所以来的师生黑鸦鸦坐满了礼堂的阶梯教室。会上用陈永清设立的奖学金表彰了高考的总分和各科第一名。陈永清当时是香港的富商，他在故乡设立这个教育奖学金是一个善举。表彰完后，主持人居然又宣读了一个给我的奖项，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名称是“四平地区中学生书法大赛二等奖”。
　　在如潮的掌声中，我傻乎乎地上了台领奖，当时流行戴黄色的军帽，我就带着揪得整齐的黄军帽上了台，因为紧张，给授奖人鞠躬时忘了摘帽子，接过一套用红绳扎好的笔墨砚，只觉得灯光晃得我晕乎乎的，下面的人头像一片树林。我还没忘向台下鞠躬，但依然忘了摘帽子。这个失误成为大家的笑柄。
　　我后来买了一块端砚，这块奖砚基本不用了，但它一直伴随着我，至今还躺在书柜的一个角落。这是那年离开家，与舅舅练了一年书法的结晶。
　　“那时没办法，一下子回来这么多人，又不能和老人挤，你姐姐妹妹大了，只能分开来住。好在你舅舅家有地方。而且，离家也不远。”
　　“我有个疑问，当时为什么没到大医院呢？是回不去吗？”
　　“不是。我可以回到卫生系统，但我那年都四十多岁了，回到卫生系统在病房倒不了班。其它工作又没法安排。所以到了教育系统，也是机会，二小当时是重点校，说要配个精明强干的校医，我没怎么想就同意了。
　　“我喜欢干点具体的事，别太动脑筋的。当了校医好长时间不适应。医务室是新建的，购置了红紫药水、碘酒、消毒用具、预防疾病的药等常用的东西。管的事也不少，面对一群小孩，事情总一个接一个。平时孩子们打闹，经常有擦破皮的，来医务室包扎，点220。还有洗眼睛的，错骨的，大部分都能处理。许多教师也来问病，以为我是专家呢。甚至还有人来问化学方程式的，我怕闹出笑话，就经常说不会，可闷坏了。各班卫生情况都要在上操时在讲台上说，还要提要求，总结，这我以前没干过，费了很多心思。
　　虽然不适应，但大家都说我能干、体贴人、态度好，现在讲叫微笑服务。我有个习惯，总是先到单位，抢着扫地、搞卫生，平时还有些接待的事、演节目，都积极参与。征兵考学体检，总被卫生部门抽调。就这样胡里胡涂干了两年。
　　我也闹出过笑话。一次单位旅游，唐书记让我买点茶带上。我没加思索就把茶放进药箱里了。等到了地方，把茶拿出来，一股药味儿，没法喝了。
　　唐书记皱着眉头批评我说，你这咋都不懂呢？显得很生气。
　　我觉得自己太笨了，很惭愧。但过去就算了。过了一段时间，唐书记得了重病，在家躺着，我和同事去看他，他竟然很感动。之后他逢人便说，冯校医人真挺好，我批评她，她还来看我。
　　我最大的优点是以诚待人，所以人缘好，和每个同事都关系融洽。”
　　这个自我评价我认可。母亲的人缘不是好，而是好的出奇。表哥说，我老姨是我们家族中的周恩来。这个评价更高。
　　母亲去逝时，没有通知84岁的舅舅。春节时我和妻子看他，他身体不太好。像是脊椎压迫神经，走起路蹭来蹭去。新买的屋子采暖不好，所以他穿了绵衣，我虽然还没从忧伤中恢复过来，但尽量说着使他愉快的事。但是舅舅显然神情黯然，他向我俩展示了三百元钱，然后眼泪落了下来。
　　我这个妹妹，对所有的人……都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哪！
　　他老泪纵横，脸上的肌肉痉挛着，凄楚无限。
　　他开始一一历数：
　　“这一百元，是我有一次丢了钱，她怕我上火，特意来安慰我，给我的；她每年都要给我一百元钱，让我买点水果什么的。这张就是2004年，她去长春做手术前给我的，她怕回不来，先准备好的过年钱；还有这一百元，是这次去逝前留下的。她怕我知道真相受不了，让别人捎给我。她快去逝了，也不忘自己的哥哥呀……”
　　舅舅放声痛哭，拿着钞票的手不住颤抖。
　　三百元，微不足道的三百元，三次对亲人细微的关爱，让这个脆弱的老人如此怀念不绝、心恸不已。
　　母亲有时大大咧咧，对许多事粗心大意。但对亲友，总能表现出细腻的一面。母亲有个同学叫张丽，很不幸于2004年4月摔断了骨头。当时她正在屋子里拖地，听外地的儿子叫门，一阵惊喜，急着去开门，不断脚下一滑，腿劈折了。接了一年骨也没有接好，又重新打石膏，非常痛苦。母亲对我说：
　　“唉，一想到她就犯愁，比我自己的病还愁。”
　　张丽也非常关心母亲的病，她来不了，就打电话问，俩人互相安慰打气。母亲住院时，特意叮嘱家里人：
　　“别跟张丽说我住院了，她会着急的，就说我挺好的，在睡觉，或者上卫生间了。”
　　春节去看大姨，外面冰天雪地，大姨坚持要到外面送我，并且要一直望到我消失为止。我想起同样送人的母亲，一对姐妹，有同样的习惯。这种习惯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了。
　　那一天是1995年3月23日，正月十六，我又要远行了。那天清晨，天气依旧很寒冷。我被母亲唤醒时已经六点半了。窗子灰蒙蒙的。房子里寂静又黑暗。我知道母亲一定是五点多起来，然后引火烧饭，然后就盯着挂钟一分一秒计算时间，直到不会导致赶火车慌乱的那一刻才唤醒我的。被窝里温暧又舒坦，我又捱了几分钟，这时间亦是母亲给留下的，然后起床穿戴洗漱，最后把洗漱用具塞进旅行箱，拉好锁链。
　　母亲按照惯例给我煮了碗面，里面放了四只盒包蛋。在我坐到沙发上时，母亲赶紧用那木托盘将热汽袅袅的面、一双筷子、一碟咸菜送进屋，放到我面前的矮茶几上。然后扭亮上方的灯泡，橙黄橙黄的灯光弥漫着寂静的小屋。这时母亲吱地一声开门出去了，她一定是到大街上叫人力车了。她总是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儿子提着旅行箱多走半步。
　　家里其他人都起了床，父亲打着呵欠从里间屋走出来。这时我也迅速消灭了那碗面条和盒包蛋。
　　我先对了下手表，又摸摸身上的证件和零钱，这是经常远行养成的习惯。这回又特意摸了摸在家拍的照片。然后穿上外衣，带好手套围脖，对父亲说：爸，我走了。爸爸嗯了一声，我提起箱子走出房门，见到母亲跟在一辆人力车后面到了院门口，她脸冻得红红的，夹紧肩膀，这时我感到寒风凛凛，象冰凉的刀割着我的脖子，我脸上的皮肤骤然绷得象人造皮革，我坐上人力车，把旅行箱靠在脚边，用围巾束住高高的衣领。
　　我说：妈，回去吧。
　　妈妈哎了一声，没动，我知道，我的身影出不了巷子，妈妈不会回去。
　　那年，我家还住在祖辈留下的老房子里。巷子很长，堆着脏兮兮的积雪，灰暗的天光里，我感到这个充满温情的家园正用不尽的柔丝扯着我的心，我的心好痛，我坚持着没回头去看伫望着的母亲，我是个坚强的儿子，至少现在是。
　　车轮碾着积雪，吱吱嘎嘎响着，我感觉巷子好长，我催着车夫快些，再快。在就要弯出巷子时，我忍不住偷偷回头看去。
　　母亲依旧伫立在寒风里，她暗蓝色的外衣被天光染成青黑，灰色的发梢在风中飘动，她默默的伫望犹一尊慈祥而又充满忧郁的塑像，在青砖、瓦砾和堆满积雪的巷子深处凝固，这时，我的泪不禁簌簌流满脸颊……
　　从那以后，我总会昂首快步出行，把闪电一样坚定的身影留给她，这个，我做到了。
　　母亲此生最怕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误会，总是占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也最能理解他人的心思，从而化解许多矛盾。在她的心里，没有恨这个字眼，连文革时期伤害过她的那个女人，她也表示了最大的同情。她也是受害者，家庭不幸造成的。后来刘＊＊母亲去逝，母还去安慰，使她惭愧不已。刘＊＊死了以后，母亲还唏嘘嗟叹了一回，生出无限的怜悯。
　　母亲回到了城里，要工作，要照顾子女，要照顾两个老人，原来圆润的脸庞迅速瘦了下去。一次在学校参加体检，排队时突然发现了母亲的身影。她穿着白大褂，坐在临时搭建的体检中心室里，检查肺活量。轮到我时，她张开嘴，显得很幸福，露出两只小虎牙，甜蜜地笑。查完了，拍拍我的肩，说，不错，很健康。我心里涌起温柔的泉水，在她的目光下走了出去。在熙攘的人群中遇见母亲，就像忧郁的花叶忽然见了阳光一样，让人喜悦不禁。
　　由于祖父的威严，她收敛了顽皮天真之态，说笑也不似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但是她的烦恼并没有出现在脸上，而是深深埋在宽容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