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东期间，我还有几次事故。一次是在冬天的晚上。母亲因为加班，只好由爸爸到幼儿园接我和姐姐。爸爸骑了自行车，把我放在前面的大梁上，把姐姐放在车后的小座上，在寒冷的冬夜向家骑去。在骑了一半路程时，我竟鬼使神差把一只脚伸进了转动的车轮，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大叫起来，爸爸急忙停下车，把我的脚从车里弄出，脱了鞋看。脚跟已经渗出血，不过在无人的村路上，他有些不知所措。后来他决定把我先弄回家再说，重新把鞋套向我的脚，这时我再度大叫，因为我的脚已经肿得很大，鞋根本无法穿了。爸爸没了辙，只好揣了那只鞋，急急把我俩驮回家，任我的脚晾在外面，冻得失去了知觉。
　　还有一次事故发生在前院王家。王家女人性格开朗，也热情好客，常拿出些奇怪的东西让我们玩。一次我吹起一只气球，她一边欣赏，一边放声大笑，给我的感觉是有点神经。多年后我回忆那次吹气球，突然意识到那并不是气球。其实当时我也认为那个气球形状比较奇特，吹起来很费力，成一个长筒形，前面还有个像女人乳头的东西。这让我多年后想起来脸上还火辣辣的。王家女人当时的大笑中有点害羞，还有一种发泄的味道，我的无知使她达到了一种心理快慰。这事说远了，还说事故。那也是一个冬天，王家女人给了我一只硬得像铁疙瘩的冻豆包，我无论如何也咬不动。她又开始大笑，然后说，把它切开。我忽然来了聪明，右手执着豆包，左手擎了重重的菜刀劈了下去，不过那菜刀并不听使唤，颤微微直向我的手指切去。这样的结果是一小块肉向空中飞了出去，我的刀也落在炕上，豆包完好无损，右手中指出现了一个椭圆平面，里面还有一圈一圈的年轮。当时我并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奇怪从那年轮中慢慢渗出无数圈血来，我举着手指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王家女人也慌了，说这孩子，手指砍掉了！这时，没有人会判断出我的第一反应。多年以后，我还以此自豪。我并没有吓蒙，而是到处找那飞出的肉块。花了十秒钟我找到了它，然后，我把它啪地粘在椭圆平面上，飞速撞开门，举着手指向家跑去。
　　这时是文革时期，我撞进家门时，爸爸正在屋子里和一群教师探讨真理。他们嘴里都叼着香烟，把屋子搞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说我手指头砍掉了。爸爸却没什么反应。只是把烟卷衔在嘴角，推了推眼镜，迷着眼睛看了看我的手指，说没事。他近视得厉害，我怀疑他一定误认为那贴上的肉片与原来没什么两样，他的脑子一定还沉浸在交谈的话题上。他站起身，到妈妈的医药箱里找到一瓶云南白药，倒在我的手上，再用医用纱布缠了缠，粘了胶布，说好了。我就出去继续玩了。
　　晚上妈妈回家，我把情况作以说明，并把爸爸的举动描述了一遍。妈妈直说多危险。然后她打开纱布看，发现了一点尴尬。原来我因为着急，竟把那片肉贴反了，带指甲一端倒贴在下面，像是从指肚里长出的一样。更难受的是云南白药已经使它粘牢，无法纠正了。这令妈妈恼火，爸爸也不作声了。这时，我又做了一件干脆的事，我用左手拇指和食指钳住那小片指甲，在脑子里下了一个指令，就把那片肉血淋淋地撕了下来。而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几年后，我的手指居然像蚯蚓一样又长好了，只是有点异样的感觉，这很奇怪。
　　这种英雄举动还有一次，我从高处跌落，手心扎进了玻璃，是自己把它们剜出来的。我爱听塑料点燃后向下滴落的扑扑声，有一回不小心把滚烫的油子滴在手上，敷了好多日子才好。还有两次事故是有关我姐姐的。一次是姐姐被自行车碾过了脖子，但居然没事。还有一次姐姐放学时，被空中飞来的一只铁饼击中，头上出了很多鲜血。我还因姐姐为此事哭泣而恼火，因为小人书上的黄继光、董存瑞、江姐都不会这样。
　　我只对自食其果的事故有点印象。其它的事故似乎与我无关。比如经常看见的带红袖箍的人威风凛凛地持棍站立，吆喝着，或者三三两两向某人冲去，大打出手。
　　我们邻居的小女孩们那时一直唱的是打倒蒋介石、打倒王光美。直到有一天，满大街的墙上忽然都贴上了打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标语。这些我都无动于衷，当时对墙上的标语，我产生过情绪的只有一条，那条标语一定是哪个小朋友写的，白粉笔，只有五个字，两个名字，中间有个“和”字，一个名字是我的，另一个是一个女孩的。当时，我是学习委员，女孩是副班长。写这个标语的小朋友采用了当时最好的整人手段，不过这个玩笑对我有些过火，因为这几个字使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一直到长大了还耿耿于怀。
　　母亲去逝时，来了一群儿时朋友，有些不敢相认了。吃饭间我谈到这事，大家只是笑，没人承认，也没人指认这个写标语的人是谁。但藏在心里那么多年，一下子说出来，感觉很痛快。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曾经被人用恶毒的语言伤害过，甚至用暴力伤害过的爸爸和妈妈，这几个字对自己的伤害就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个噩梦。对我来说，那像小孩儿的游戏。相同的是，两样都会使人受伤。不同的是伤的部位不同。小孩在游戏中受伤，不会伤到心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