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那年是1958年，9月吧，是9月，天气已经很凉了。”
　　“58年不是搞大跃进了？”
　　“对，比这早点，差不多七、八月份开始的。那可是永远忘不掉的事，大跃进、人民公社，叫‘三面红旗’。”
　　“这是两面。”
　　母亲皱起了眉头，“对啦，还有一面呢。是什么路线吧，想不起来了。唉，那年人人都有干劲儿，家家插着小红旗，不论在工厂，还是在部队学校，都修炉子炼钢，把能见到的树砍掉当柴火，农村人都去了公社吃饭，家里的锅都砸了炼钢。你说多坑人，炼出的钢就像废铁，根本没用。说要超英赶美，结果后来没人种地，没粮食吃了，家家都往出抬死人，都是饿的。”
　　“当时是吃窝头吧，我小时吃的那种。”
　　“唉，苞米瓤都是好的了，还用增量法蒸，个挺大，都是纤维，没营养。特别是农村，油、布什么的都不供应了，树叶子都吃光了。就这样教育局还说三到五年消灭文盲，十五年后人人都能上大学呢。
　　“我就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离开家乡的。走之前，铁路上说我们去的地方到处是高楼大厦，这令我们兴奋不已。走的那天，母亲在偷偷抹泪，我倒是挺高兴，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小时去长春的经历很模糊，这回是自己出远门啦。
　　我们从通辽始发，坐了三天三宿的火车，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车就停下来，带队的让我们下车，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叫十八台。
　　到时是半夜，天黑漆漆的，没有月光。带队的说我们就在这里工作，参加大包复线建设。大家都懵了，跟着来到简陋的工棚里，见到许多各地来的民工。工棚是用木头支起来的，地上铺着草，一下雨就往里漏，许多女孩儿呜呜哭，有的男生趁带队的不注意，连夜坐火车跑了。
　　跟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叫李文英，没爹没娘，以前跟爷爷在一起住。我俩没害怕，进了工棚，打开行李，我俩并排躺下，我跟她说：下这么大决心出来的，说啥也不回去，死活就在这里了。她点点头，说，不回去。就这样，我俩成了好朋友。
　　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苦力了，从早到晚就是用扁担土篮子担土，在家也没干过这种活，细皮嫩肉的肩膀很快就磨破了，肿得老高，天天浑身是汗，腰酸腿疼，到了晚上头一沾枕头就再也起不来了。生活上也很艰苦，厕所是露天的，用树杆围成的，稍短点的是门。天天干活，浑身上下脏得不行，也没处洗澡，用一点水也要排队，就在野外洗脸。
　　姓张的领工30多岁，他总是对大家说：“你们要好好干，铁路要从你们中选拔一批优秀的去上学，不好好干就一直在这儿干苦力。”
　　我们俩越发卖力干了。有的人会偷懒，领工不在时就歇着，装的土也少。我俩总是把土装得满满的，挑不动就两人抬，胳膊越抬越高。好多次走都走不动了，连人带筐，叽里咕碌从土坡上滚下来，我俩却感到有趣，还没完没了地哈哈大笑。
　　每次给家写信我都说这里好，吃的好，牛羊肉随便吃，馒头像枕头那么大，并用笔在信纸上画个大馒头，标上一个好字。
　　这其间，有一个姓蔡的坚持不住，跑回老家。母亲去看她，问情况。她说：那鬼地方可受罪了，天天干力气活，像看囚犯似的不让回家。
　　母亲回到家大哭不止，认为我骗她。
　　就这样在荒无人烟的十八台挑了三个月土，各段开始来招学生了。有医务段、机务段、电务段、车务段四个段，不知是谁说医务段就是去背死人，这使我十分担心自己到医务。
　　招工的干部站在大家前面，一个个名字念，念了老半天也没有我。
　　李文英，车务……
　　李文英很高兴。
　　一直到最后，他念到：
　　冯淑华，医务。
　　哎呀，这么倒霉！
　　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行，就去找那个干部，我说，请你给我换另一个段吧，除了医务，哪个都行。
　　他很奇怪的样子问为什么。我说怕背死人。他笑了，说人家想去还去不上呢，女孩儿上医务多好啊，还在包头市铁路医院职工学校。背什么死人呀。去吧去吧。
　　1959年1月，我来到了包头，开始在护士班念书，一直到1960年4月毕业，拿到一个中专毕业证。我学习不太好，基本是混下来的。毕业后分配到了包头铁路医院，这个医院在当地也是最大的医院了。
　　我先后在儿科、妇科、外科和内科实习，最后到了妇产科。妇产科的护士长叶承佩相中了我，把我留下了，在病房、婴儿室倒班。护士长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非常关心，我还会接生，干得出色，领导要提拔我。
　　一年后，全国开始大精简，许多人下放了，下放其实就是回家，一年只发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我干得好，护士长最后把我留下了，把一个年纪大的下放了。同来的许多同学都回家了，最后只剩了史淑琴和我两个人。
　　我干工作不分份内外，哪个部门找我，我都没推辞过，所以我人缘还不错。当时是三班倒，早8点到晚5点上白班；然后休息，再上第二天晚4点到零点班，有时候上大夜班，是零点到第二天的8点。那时也是因为一个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年轻，多干点没什么。
　　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记。有个叫三道坎的工地发生了过食物中毒，各地都来声援，我和史淑琴也从包头赶来，打针，巡视病房，进行护理。力所能及地帮助民工做其它事。后来上级来检查，民工们都说“小冯要留在这儿，我们的病就会好一半儿。”还一致要求我留在当地的小卫生所。所长姓曾，也极力要我留下，又向包头铁路医院打电话要我。护士长对他说：“小冯这么小，还没对象呢，在那里干嘛，你们让她回来，我再给你们派个好的。”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包头。
　　当时有个同事崔大姐，是个老护士，孩子多，家里非常困难，我可怜她，总给她买吃的，下夜班还请她上饭店吃面条，溜达时买点水果和零食让她带回家给孩子，给了她很大帮助。当时是60年，我挣39元，已经不少了。发的粮票用不了，馒头吃不了，还托人捎回家乡。因为路程远，时间长，母亲打开包裹时馒头都长了绿毛。这使母亲非常激动，她哭着说，这是我孩子舍不得吃省下来的，我必须把这些长绿毛的馒头吃了。
　　这样一直工作到1962年10月。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回来呢？”
　　“这都因为你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