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概从来没有想到，她那两间小小的土屋里，竟然会挤满了客人。
　　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许多客人就那样站着，手里的笔，却是不停地记着什么。
　　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她那还不满18岁的儿子，接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她所在的村民小组时不时的也有考上大学的学生，而她的儿子，是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
　　“上面的领导”和记者去她家慰问和采访的时候，她和她的儿子，正在稻田里忙着挖沟导渠，她不能让稻谷在饱浆的时候，少了水的滋润。
　　邻居跑过来叫她赶紧回家去，她一听说来了“上面的领导”，迈着那条不大利索的腿，高一脚，低一脚，急急地走在那长满了杂草的田埂上。
　　她和她丈夫，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唯一的儿子，就是他们唯一的骄傲。
　　她的家，就在离我父亲的墓地不到一里路。母亲经常去看父亲，渐渐地，就和她熟悉了。她常常送一些时令蔬菜给我母亲，母亲也不时给她带一些我们的衣物给她。
　　她家种了几亩薄地，栽了几亩果树，还养了几头猪。农闲时，她就背着一个蛇皮编织袋，拿着一根绑了几道铁丝的竹棍，去附近的集镇去扒拉废品。她用微薄的收入，赡养着年迈的婆婆，抚养着读书的儿子。
　　她甚至不大会讲话，或者说是别人不大愿意和她讲话。我见过她几次，她个子矮矮的，身材瘦瘦的。她的头显然是有残疾的，歪歪的，几乎就快歪到左肩上了。她平时不能多讲话，她一开口讲话，口水就不停地顺着嘴角流出来，这是她被病魔折磨留下的后遗症。
　　她显然是善良的。在我父亲骨灰下葬的那天，风特别大，焚烧的花圈顺着风势，烧卷了附近的几棵柑桔树的叶子。事后，我们托人给这家人送去了“青苗补偿”费。可后来才知道，她当时就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家柑桔树的叶子，一片片地被火熏卷，枯焦，却没有叫喊或者是上前阻拦。
　　她显然也是能干的，我见过她伺弄的、夹在果树中的瓜地。那瓜地，蔓藤绿绿的，瓜儿脆脆的，薄薄的皮上挂着毛茸茸的瓜粉。有一次，我们实在是耐不住瓜的诱惑，就用带去的纯净水就着把瓜冲了冲，放在手心轻轻地一捶就碎成了几块，顿时，瓜香扑鼻，甜沁沁地直往喉咙里钻。
　　她有一个儿子，在县城里上高中。
　　她儿子上学的县城离家有30多里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往往是骑着自行车来回，而舍不得花上五元钱去坐车。
　　有一次，我们和她商量。反正她经常就在这一带干活，就请她相帮着照看父亲的坟地，因为那里经常有不听话的牛，会爬到坟堆上翻个身，或者是拱上几嘴。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每次都是推推让让不收我们给她的劳务费。
　　在不太忙的时候，她就把田埂上的那些杂草砍倒，一排排地放在那里晒上几天，背回家就是极好的柴火。
　　在旁人看来，她是清贫的，清贫让她过早地添上了白发。
　　可她，依然是有着我们不曾有的幸福。
　　她不用像我们那样，花上一笔不少的费用去观山游水，然后再带着大一包小一包的所谓当地的特产回来。她用不着去，她在自家的地里忙活，风拂过她的脸，草吻着她的衣，她和大自然是那样的亲近，亲近得让我们妒忌。她随意地在地里摘几个瓜，就是最新鲜最环保的土特产。
　　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知道秦淮河的风情，也不知道互联网的世界。可她，一个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培养了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
　　据说，那天去采访的记者没有多问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专访。她的回答，离记者的答案相差太远了。那记者，是我的一个朋友。
　　她不曾在报纸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她，渐渐地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那就是当她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有人会指着她离去的背影羡慕地说，喏，就是她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
　　她也许是不曾听见，也无需听见，她依然是有着一份我们不曾有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