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敢监督
　　看到深圳的法院听从原告富士康的请求冻结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翁宝、王佑的个人财产，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发怵！官司还没开庭，胜负还没分晓，记者的正常生活就已被严重干扰。虽然后来富士康对媒体和记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追加报社为诉讼对象并把索赔额3000万变成1元，使对记者个人财产的冻结失效（2006年8月31日《南方都市报》），但阴影在我心里仍然挥之不去。我宁愿相信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司法人员的法院和法官，对法律及法律程序的掌握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在此案中的作为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并光明正大。这么一来，我就更加怀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今后该不该、敢不敢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舆论监督？
　　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这是党、国家和法律赋予的重责。可是，一想到《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个人财产被冻结的事实，我就发毛。如果原告对记者的起诉要求赔偿巨大，法院就可以对记者采取财产保全，这就意味着“被告有罪”，不管你是否清白或最终胜诉。对记者本人来讲，今天被甲单位上诉法院冻结了财产，明天又被乙单位申请法院冻结了财产，有多少财产可以冻结？新闻单位也一样，今天甲记者揭露某公司违法用工，法院冻结其财产；明天乙记者批评某单位监督不力，法院冻结其财产；后天丙记者披露某医院收红包，法院冻结其财产；大后天丁记者反映某部门官商勾结，法院冻结其财产……如此下去，无穷尽也，所有的记者的财产都被冻结了，叫新闻媒体怎样正常操作？报纸、刊物该不该及时出版？广播、电视该不该及时播放？
　　平常记者被人们冠予“无冕之王”，但是，碰到财产被冻结，造成了生活困难、工作受阻，那是你自讨苦吃，谁叫你要监督人家引起人家对你提起高额索赔？如果法院现在不冻结你的个人财产，今后给你转移了法院怎么向原告交代？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如果我向法院起诉某个人要求赔偿我巨额名誉损失，法院和法官是不是一定会及时执行？不执行，是对我不公平，人家富士康的请求被接纳了，可我的请求为什么不被接纳？执行了，公平了，那么谁想要人家的财产被冻结，谁就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第一财经日报》不也可以起诉富士康要求其赔偿报社损失3000万，要求法院把该企业的财产也冻结起来，使该企业无法生产吗？在这种无序的“被告有罪”的环境下，我们新闻记者和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卫生监督部门等监督单位面临的指控是最多的，是最有可能被冻结财产的，这，叫我如何敢监督？
　　200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