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与诗人与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贯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妓女，是开放在这些浪漫之诗中的恶之花。她们的存在极大程度上成就了这些诗歌的辉煌。青楼，妓女的集中地，文人们的风月场所，浪漫之花的滋生土壤。在明朝末年之前，青楼是个避难所，也是文人们尽情发挥才情的失乐园。翻一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有很大一部分与青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人长时期生活在道家与儒家礼教的双重压制下，精神上有着不可逾越的禁锢，拘束。个人的自我张扬是怎样的艰难，可想而知。青楼，放纵的不仅仅是情欲，在这里，人与大自然的沟通成为千年来中国人借以抒发情感的方式之一。风花雪月，落叶知秋，冬赏寒梅，高山流水，田园耕织，花鸟走兽，这些自然的天籁一一被中国人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同时表达的，还有人文的风情。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人们用诗歌的意境淡化现实人生中深重的痛苦，寄托自己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而诗歌与青楼的关系尽在杜牧那首七绝《谴怀》中：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政治上的不得意，礼教的压制如宝剑的双锋，青楼却是当时被双锋逼迫下文人的避难所。即使，在重新获得政治生命后，青楼被置入不堪回首的记忆，它的价值仍旧不容忽略。至少，杜牧之流还得借青楼之薄幸名来为当年自己的不得意来托词。青楼，一度是无辜的替罪者。
　　
　　柳永，这位风流俊迈的才子，谱写了一个青楼的神话。柳永青年时代常与“狂朋怪侣”在汴梁的青楼中朝欢暮宴，填些被称为淫词艳曲的慢词。被“留意儒雅”的宋仁宗摒斥，要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干脆整日混迹于青楼，并自诩“奉旨填词柳三变”。他的慢词后来成为宋词中婉约派的代表，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及价值。如果当初柳永听了皇帝的话，做了规规距距的士人，我们将欣赏不到“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样的好词，亦领略不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的三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以青楼为家，词才日高，佳作迭出，声名逐渐浩大。《避暑录话》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正是在青楼的日子里，柳永抛却了假道德面具，说真话写真情，汲取生活的点滴，使其词达到顶峰。“凡有井水处，歌柳词”。青楼，一个神话的诞生地。
　　
　　中国古代男子，行动上的自由虽然胜于女子，情爱上压抑其实并不比养在深闺中的女子超脱多少。他们面对的，还有仕途的困惑。他们渴望情爱，尤其是渴望与自己才情相通的异性伴侣的情爱。而这种情爱在良家妇女身上是难以找到的。青楼，他们的目光集聚地。青楼里面有无婚姻的爱，青楼里面有诗词歌赋，有琴棋书画，有杂耍百戏，有音乐舞蹈，有如水柔情，有晚种风情....最重要的是：青楼里面有自由，充足的自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躲进青楼？青楼不仅制造神话，它还是悲悯的避难所。
　　
　　青楼在明朝与政治产生了最亲近的关系。明代名妓与社会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她们所交往的文人已分化为不同的社会团体，相互斗争不绝，她们很自然地随之卷入党锢之争中。
　　
　　青楼因而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阵地。高娃是明英宗年间的一个名妓，她相好的儒将杨俊因“土木堡”之变而蒙冤，被处斩时，她竟独闯刑场，为杨俊鸣冤，后自刎殉情。
　　
　　青楼，也是一个产生传奇的地方。明代最负盛名的金陵八艳，除才艺空前绝后外，各个都直接与国家的存亡紧密相连。她们参与了复社与阉党的斗争，参与了李自成与崇祯的朝野之争，参与了清人与晚明的民族斗争。柳如是，李香君她们的民族气节甚至盖过了她们的色艺。还有“冲冠一怒为红颜，恸哭三军俱缟素”的陈圆圆。她们都来自一个地方——青楼。青楼，至明末，从来不缺乏种种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