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9日晚6点30分，大巴在夜幕中驶入故乡的街道，我和妻匆匆坐上人力车到了铁路医院门口，妹妹一家三口正在灯火阑珊里等，外甥女豆豆见我下车，兴奋地又跳又叫，我用双手捏着她冻得冰凉的小脸儿：“呀，你也来啦。”
　　“先到饭店吃饭吧！”妹妹说。
　　“先到病房，”我坚持要先见母亲，“走吧。”
　　“看看，我说不行嘛！”妹夫数落妹妹的想法幼稚。
　　从门诊楼的后门出去，穿过一个院子，再沿一个大廊道走几分钟，右拐又是一个小院儿，面前就是病房了。总计要走七八分钟。这个往返无数次的路线至今仍清晰刻在我的脑海里，枯树在寒风和冰雪里颤抖，三三两两抹着眼泪啜泣的行人，它留给我的感觉永远是孤寂、空阔和凄凉。
　　母亲从病床上坐起，眼睛放着呆板的光亮，她的形态使我想到一株弯曲枯萎的榆树，她拉过妻的手，努力说着寒暄的话，曾经清脆明亮的声音此刻十分沙哑无力。这个瞬间我产生了幻觉，对现实产生了怀疑，色彩消失了，声音迷蒙，我听到自己在说话，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后来努力回忆当时的场景，母亲确实拉着妻子的手，姐姐妹妹站在一边，他们都蒙在光亮的油纸里。
　　我选择从这里开始叙述，是因为这是事件的一个分水岭。这天晚上，严密的善意的欺骗到了尽头，我不得不合盘一五一十说出真相。这是怀疑的胜利，但母亲后来说，真相其实没什么意义，它比欺骗更残酷。不过，在两个小时的对话后，她居然如释重负，沉睡过去，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到底什么时候确诊的癌症？我想来想去在时间上好像有点接不上。”母亲当时这样追问。
　　“那你说呢，你自己想是什么时候？” 为了构思一下语言，我反问。
　　一扇通向真实的大门敞开了，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这里已被世故的车轮辗得面目全非，只有情感呈现着原始的痕迹。
　　这是2004年“五一”节前夕的一天，天气尚凉，我坐在清寂的大厦里办公，忽然一阵心神不定。想来想去，我拨了长途，电话那端传来清亮悦耳的一声应答。
　　“妈，是我，家里怎样？”
　　母亲亲切地笑，“都挺好，不用惦记，工作挺累的，五一好好休息吧，别回来了。”
　　“五一”怎么能不回去呢。
　　挂了话机，情绪稍稍安稳了，不过心仍然留了一丝忐忑。
　　接下来象是安排好了一样，老领导孩子要结婚，还要我记账。“五一”真的不回去啦？我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决定赶个周末，先回家看看。
　　至今我还能记起通知母亲回家的对话。
　　“妈，我今天回去看看，晚上到。”
　　“回来干嘛？”母亲又焦急又惊讶。
　　“先回去看看，‘五一’有事，可能回不去了。”
　　“那就别回来了！”这句话像是命令，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命令的语气。
　　这么多年我听过母亲的话吗？从小到大，她命令我做过什么吗？我摇着头，心里泛起难以名状的滋味，不是懊悔，不是愉快，是一种酸楚又清新的滋味。
　　那天晚上，走在故乡的街道上，面对着目光冷漠的故乡人，我怀疑着自己的身份，又极力否定这种疑虑。虽然很久没有回来了，但我的母亲不是在这里吗？因为那个笑声朗朗、风风火火、永远是我坚强之树、温情港湾的母亲的存在，这儿永远是我的故乡。
　　我十年前装的那个蹩脚门玲还在，但没了声音，敲开门，母亲瘦弱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使我的心一惊，她穿了件暗红花点的衬衣，瘦弱的身子使那件衣服显得宽大，头发根部翻着苍苍白发，因为牙齿脱落，腮深深陷了进去，皱纹无情地爬满眼角、嘴角，她接过我的拎包，手上的青筋凸如游蛇。我一时语噎，默默走进房门，无力坐了下来。
　　母亲露出愉快的笑容，为我拿出拖鞋，又习惯接我脱下的衣裤，“冷不冷呀？”她一边问候，一边躲蔽着我的眼神。
　　父亲晃动着肥胖的身子，从里间屋里挪出来，脑血栓给他留下了后遗症，这是教师楼普遍的悲凉风景。
　　“几点，的车？” 父亲吞吞吐吐地问了一句。
　　“中午，11点多的。”我简单地回答。我知道，父亲精密的大脑现在对数字一塌糊涂。母亲说过，他会把血压说成500或1000，把体重说成15或800。
　　我坐下来，见母亲有些慌乱。
　　“饿了吧，我要出去一趟。”
　　说着，她开了门，走了出去。
　　我进洗手间，见新的毛巾、牙具都整齐摆在那里。洗了脸后，母亲已经回来了，开始忙着为我包饺子，我要动手帮她，她说不用，然后吃力擀着皮，样子十分憔悴。这时电话响起来，我正要接，她说：“找我的。”忙跑过去接。对话很神秘，像是回避着什么。
　　她放了电话回来时，我拿眼睛不住地盯着她，这使她包饺子的过程失了节奏，饺子皮也长一个，短一个，一直到包好、下锅、煮好、摆上桌，等我吃完了，她才坐下来，慢慢对我说：
　　“本来不想告诉你，但你回来了，瞒不了你。”
　　我的心一沉，等待那个预感的事情发生。
　　“其实没什么，”她又笑，“肚子有些不通，上午你妹妹陪我去医院做了肠镜，明天出结果。”
　　“大夫怎么说？”
　　“当时没说什么，说里面长了东西，要明天出结果。”
　　“明天跟我走吧。”我望着她，语气沉着地说。
　　“看看结果再说，要是用点儿药能好，就不去了，你爸爸一个人也不行。”
　　整个晚上，我都做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准备，我想母亲也一样，我们都表现得很轻松，仿佛只有这样，明天才是一个好日子。
　　妹妹来了，眼睛有些红肿，拿了个诊断报告。
　　“是个腺瘤，良性的，没关系，但要手术。”她这样轻描淡写。
　　母亲很高兴，象一下子解脱了似的。
　　我说：“跟我走吧，手术要上大医院。”
　　母亲得的是晚期肠癌。在严密的谎言下，做了肠切除手术。
　　手术大夫给我看切下的那断肠子时，用小手指向里捅了捅，说：“基本快长满了。”
　　眼前浮现出母亲忍着巨大的痛苦一边谈笑着，一边为我包饺子的情景，我哽咽了。我在心里喊：母亲！母亲！……我喊不出任何其它的字眼！
　　大夫说，手术后的半年感觉最好，但复发的时间通常是一年左右。也就是说2005年的5月份是生死攸关的时刻。然而2005年的5月，母亲表现出了完全康复的体征，饮食、两便、睡眠、行动一切正常。体重也增了好几斤，又有假牙相衬，面容圆润了许多。她开始频繁与亲友交往，拒绝子女的照顾，又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在数码照片中，母亲染了头发，笑容可掬，态度从容，给子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谎言似乎结出了美丽的果子。看见母亲如此快乐地生活，谁会增添她的心理负担呢？但谎言越积越大，越垒越高，最后像沉重的大山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我和姐妹、妻子、朋友们常为此争论不休，甚至论及中国人的虚伪和人性脆弱。我有90%的理由相信母亲的豁达可以承受这个恶讯，但身边却有99%的事实――患者被告知真相过早辞世的事实，让我无法启齿。我也分析过，保守秘密可能要承担更大的风险，那就是母亲依旧会为了别人，不珍爱自己的身体。
　　事实也是如此。
　　2005年九月的一天，在莫名的恐惧中我回到了家乡，我曾经扑进去恬美入睡的温馨之家，那滴哒滴哒的挂钟，那古旧的家俱，和母亲温暖之怀，一切一切，都染上了凄凉之色，我的温馨之家，现在成了凄凉之巢。
　　母亲已经形销骨立，眼窝深深陷了进去，只三个月，她象换了个人，神态幽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她的锁骨处十多个淋巴结又长得花生米般大小，手术部位坚如石块，她的笑也有气无力，她对我说，淋巴肿大可能是前一段拔了几颗牙引起的。
　　“为什么要拔牙？”我忍不住要哭。
　　“我看楼里几个老太太都镶了一口好牙，我一样能。”她依然笑着回答。
　　“你和他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有些语塞，末了，说：“你大手术才一年多哎。”
　　“没事，会好的。你别担心。”
　　我不再说下去，我怕情绪失控。
　　吃饭的时候，她似乎一点食欲都没有，只象征性地喝着粥。
　　“你不是说能吃饭吗？”我的话语里有几分埋怨。
　　“能吃，怎么不能吃？”听我这样说，她开始频繁夹饭菜，用力咽下去，锁骨游动着，显得很吃力。
　　“明天跟我走吧。” 我平静地说。
　　她摇了摇头。
　　快吃完时，我又说：“那在这儿先做个检查再说。”
　　她不得不同意了。
　　我电话征求了省医的李大夫的意见，把体征说了一遍，李大夫说：“那就做个肝脏CT，把片子带回来，估计是复发。”
　　我们还延续着秘密的计划。
　　CT室的大夫是妹夫的熟人，妹妹事先有交待，无论什么结果，先开个假诊断吧。
　　等片子时，母亲的神情有些不安，似乎很愿意痛快地宣判。
　　假结果给母亲看了，诊断书上写着：“腹部盐性包块，肝脾未见异常。”
　　在回家的车上，母亲显得很轻松，对我和妹妹说：“你看，我说没什么事，这回吃点药就好了。”
　　我的心一阵阵悸动。
　　躺在漆黑的夜里，听着嘀嗒的表针，我泪流不止，却不敢出声。第一次感到无助，感到自己原来如此渺小，如此无能，你只会用泪水、用欺骗面对事实。
　　省医院的李主任举起片子，平静地说：“这是广泛性癌变，已经没有治疗意义了。”
　　“还有多长时间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从片子上看，估计一个多月吧。”
　　尽管一切尽在意料中，我的心还是一惊。
　　走出主任办公室，我的眼前呈现出另一个世界，汹涌的脚步，呐喊的声音，光与色的叠加，风与声的搏斗。
　　
　　我和母亲躺在黑暗的病床上对话，在她的询问下，我把这个经过叙述给她。然后，她放心地沉睡过去，发出了据说是久违的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