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弱的春燕感动中国 -胡杨林社区

附：春燕的故事
　　
　　李春燕的报告文稿
　　愿所有的人都健康快乐（有删节）
　　
　　我叫李春燕，今年29岁，来自月亮山深处的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老一辈赤脚医生，在我懂事时，常听他这样说：“我们农村缺医少药，生病后许多人只有去找鬼师，要不就硬扛着，农村人命真苦，哪年才能改变这个状况哟……”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在我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医。1997年，我报考了黎平卫校的“爱德班”。“爱德班”是南京爱德基金会和省卫生厅专门为贫困地区青年学医而开设的特殊班。3年后，也就是2000年，我从“爱德班”毕业。当年，我与从部队退伍的孟凡斌，也就是我的丈夫订了婚。
　　
　　丈夫的家在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一个大山里的苗族村寨。大塘村从观念到经济到交通到卫生都相当落后，多年来那里没有医生。我初嫁到大塘村，看到一些村民虽然生了病，但由于经济困难，只好“小病拖，大病磨，眼看不行请巫婆”。那几年大塘村的婴儿死亡率在全县都是比较高的。即使是借到钱能到医院治病的，也是“一个人治病，两代人还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大塘村恶性循环。我是学医的，我想我可以开个卫生室，一来可以方便大塘村民看病治病，二来也可以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丈夫和公公婆婆后，他们都表示赞成，我当时还蛮高兴哩。但是，当我和丈夫去咨询我的父亲时，他告诉我们：开办一家卫生室，最少也要2000元钱。两千元，到哪里去找啊？当时我与丈夫刚刚订婚，没有家底，就是拿出两百元也困难啊。当然，这两千元，对于发达地区，对于富有人家来说，他们牙缝里掉下来的恐怕比这还多，但对于我们夫妻俩，当时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坎。一下子，我的高兴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变得冰凉冰凉的。
　　
　　我要永远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就在我们两口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公公和婆婆商量了一个晚上后，作出了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决定：卖掉两头水牛，所得的钱全部用来建卫生室。
　　
　　我家最值钱的就是3头水牛。那是公公一年到头割草养大的，是公公婆婆大半辈子积攒的心血。然而，为了我的卫生室，他们却一下子要卖去两头牛。接到公公递过来的两千元卖牛款，看到善良的婆婆双手笼在袖子里无声地点头时，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动力。我强忍不让泪水流出来，默默注视着两位老人，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卫生室做好，决不给老人丢脸，不给自己抹黑。
　　
　　2000年12月7日，我心爱的门诊—从江县雍里乡第一个卫生室—大塘村卫生室诞生了。门诊开张那天，父亲特地叫上我和丈夫到一旁，对我说：“不管多苦，欠多少债，你也不能离开，因为你是村里唯一的医生！”
　　
　　说是大塘村卫生室，但因为村里没有房子，我只好把卫生室设在家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张简易木床。至于整个卫生室的医疗设备呢，总共只有两把止血钳、一把剪刀、一个听诊器、一只体温表。公公婆婆卖牛给的两千元，我全部买了药，用纸箱装着，连药箱也舍不得买一个。因为买一个药箱要几十元，我省下药箱钱，又可以进治疗几个人的药了。那用什么当药箱呢？家里有个竹篮，就用它来代替。每天，我就挎着小竹篮出门为人看病。我成了一个挎竹篮的乡村医生。
　　
　　2001年1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叫王彩爹的村民因喝酒过量昏迷不醒，家里人请来鬼师弄了半天，王彩爹还是没有醒过来。家里人以为没救了，全家哭哭啼啼地为他准备后事。这时，他弟媳突然提出：“听说孟家刚刚娶来的媳妇会看病，不如请她来试试看，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于是便急忙把我请到他家。我对王彩爹进行检查后，一大股酒气，我断定他是酒精严重中毒，但由于延误了时间，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一边忙着给他配药打吊针，一边给他家人做思想工作。一瓶、两瓶输完了，全家人还是哭声不止，到第三瓶输进去时，王彩爹的手动了动。随着液体的流动，又过了10多分钟，他睁开了眼睛，还说了一句大家意想不到的话：“你们哭什么呢？吵死了！”看到王彩爹终于能说话了，刚流着泪的家人突然全部笑了起来，哭泣声换来了开心的笑声。
　　
　　过了两天，有个叫柳妈的妇女，到医院作完手术回家后大出血，脸色像张黄纸，奄奄一息，再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她家里人急了，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我。我急忙赶到王柳妈家，先给她把血止住，然后打吊针，一个小时后，她的呼吸逐渐均匀起来，那张腊黄的脸也有了血色。她家里人看到我把王柳妈救过来了，不肯放我走，非要留我吃了甜酒再走。
　　通过这两件事，使大塘村民认识了我，肯定了我，接纳了我，他们称赞我近乎有些神秘，说是“李春燕能起死回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件事，村民们的意识里，开始接受医生确实比鬼师巫婆好这一现实。
　　
　　山乡的村民就认个实在。随着我的努力逐渐得到村民的认可，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不断增多。但是，一个更大的困难又摆在了我的面前。因为我们那里的村民才基本解决温饱，荷包是瘪的，掏不出好多钱来，不少村民家中5元钱一双的解放鞋便是高档品了。村民们来看病，我实行的是自愿制。就是村民荷包里有多少钱，由村民自己给，钱不够或者没有钱就挂帐，下一次来再自愿给，给不起的又继续挂帐。我记忆中村民们自愿给的最多的是十八元二角，最少的是一角。对村里13户五保户和特困户病人，我都不收他们的钱。这样，几年下来，我的卫生室里除了药品和极为简陋的设备外，还有一样“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村民们的8本挂帐本，总共到5800多元。
　　
　　另外，我丈夫头两年开车跑运输，每年有万把元的收入，也全部贴进了卫生室。这样一算下来，除开丈夫贴进来的和免费的不算，纯粹帐上有据可查的欠费就是5800多元。当初我开办卫生室，就有两个简单而又朴实的想法：一是方便村民看病治病；二是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看到第一个想法开始实现了，但第二个想法却完全落空了——不仅不增加收入，反而出现了“赤字”，而且是循环式的，还了又欠，欠了又还，似乎没有尽头。其实，我们民族地区的村民是纯朴可亲的，他们只欠帐不赖帐，只要有能力，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来还我的药费。但毕竟是太穷了，生得起病看不起病啊。我作为一个农村人，也深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和我的丈夫，从来不去催帐。
　　
　　卫生室始终入不敷出，而且“赤字”越来越大。我曾与丈夫一起挑米挑糠到县城卖过，还与丈夫一起收过破烂，以求弥补卫生室的“赤字”，但无济于事。经济越来越困难，直接影响到家庭生活。2002年11月，我生下了儿子，住月子期间，人家月婆子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我却连一只鸡都没碰到过。春节是该我和丈夫带儿子去拜望外公外婆的时候，但由于囊中羞涩而不好意思前往。
　　
　　这里，我要再一次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就在我的卫生室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2002年10月的一天，公公婆婆不声不响地把家里那最后一头水牛给卖了。当我接过公公递来的那1600元卖牛款时，我流下了感激的热泪。为了我的诊所，我公公婆婆把寄以希望的3头水牛全部贴了进来。我把1600元全都买了药，但也坚持不了几个月，因为我每个月买药要花费900元，而每个月看病的收入只有600元。为了筹集资金，我先后将公公婆婆留给我和丈夫的一点银饰拿去卖了，但“经济危机”依然没有解除。最后，我想把我的耳环、戒指也卖了。耳环、戒指是结婚时丈夫送给我的礼物。众所周知，不光我们苗家，就是汉族地区也是非常看重年轻人结婚时的礼物的，认为那是爱情的见证，是对方的一颗心。然而，此时此刻，我必须作出选择：是卖掉耳环戒指，维护诊所正常运转，方便村民看病治病？还是把耳环戴在耳上，把戒指戴在手指上，让我天天看到它们！我选择了前者：卖掉耳环、戒指，然而，选择一经决定后，心里不免又多了一分内疚。
　　
　　我知道丈夫的脾气，别的事可以商量，而这件事却不可以商量，一商量肯定会砸锅，一砸锅那买药的钱肯定就泡汤了。于是我来个先斩后奏。当我悄悄地把耳环、戒指卖掉，将情况告诉他时，他果然一时难以接受。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什么都卖了，连我给你的结婚礼物也卖了，那下一次该轮到卖我了？！”丈夫边说边流泪。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但丈夫哭到动情处，我也禁不住哭了起来，随后我与丈夫相拥大哭。我边哭边安慰丈夫：“相信我，会好的。到时我赔你更大更好的耳环戒指，然后再由你亲手给我戴上！”丈夫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的安慰是多余的，丈夫是通情达理的，他有苗家宽广的胸怀，有军人坚强的意志，兴办诊所的前前后后，是他，给我做坚强的后盾。
　　
　　该卖的都卖了，我的诊所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2004年7月的一天夜里，丈夫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不能再这样苦熬下去了，得另找门路。他说已给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战友讲妥，他去当保安，我继续做我的医生。我同意了丈夫的意见。
　　
　　星期天那天，我和丈夫借了钱准备买到广东东莞的车票。正当我们打点行旅时，突然三四十个老人和妇女来到我家。他们中，有的拿着零钱，有的拿着鸡蛋……他们知道我是因为经济困难，诊所周转不开，前来还药费的。他们当场送来了100多元的药费，还有许多用来低药费的鸡蛋、鸭蛋。有的说：“春燕，这是我们先还你的小帐，还不够的部分我们明天把家里的牛卖了，再补上……”有的说：“李医生，你走了我们生娃娃咋个办？三更半夜我们的娃娃发高烧了到哪里找医生哟？”孤寡老人吴努早哭着说：“春燕啊，你走了我可咋个办哟？”
　　
　　望着那一张张皱巴巴的零钱，看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读懂了什么是信赖，什么是期盼，什么是心愿。多么纯朴、善良、厚道的父老乡亲啊。我李春燕有何德何能，竟让几十位老人和妇女来挽留？当场我哭了。我想起了诊所开张时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不管多苦，欠多少债，你也不能离开，因为你是村里唯一的医生！”我想起了在“爱德班”读书时老师的教诲：“记住，你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看病治病！”我还想起了与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几位姐妹，生孩子时由于没有医生，要么痛苦地死去，要么留下终身疾病；还有我的几位长辈，因为没有医生，生病了不能就近治疗，提前结束了他们悲苦的一生。我还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母亲对我的教育：“做人要讲良心！”我决定了：我应该留下来！我必须留下来！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丈夫，丈夫十分为难，他说：“战友在东莞一下子把我们夫妻俩的工作都安排好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去，人家说我不讲信用，我也愧对朋友。”我说：“愧对就愧对吧。我们不去，你愧对的只是一个人，如果我去了，愧对的却是全村的人。再说，我们这里确实离不开医生呀，听我父亲说，公公婆婆当年几次病危，都是父亲给他们治好的。你想想看，当年如果不是有像父亲这样的好医生，公公婆婆说不准活不到今天，我俩说不准也不会成为夫妻哩！你说，我这个当医生的离得开大塘村吗？”但丈夫一时转不过弯来。他跟我发生了结婚以来第一次大吵架，他说：“你卖银饰我忍了，你卖耳环戒指我还是忍了，现在你答应了的事却又反悔，你叫我今后如何做人？！”
　　
　　第二天，丈夫一气之下，到从江县信用联社当临时工开车去了，而且一去就是3个月。知夫莫过妻。丈夫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进了我的卫生室，其结果是一点回报都没有，换了谁都会有想法。我理解他，也希望他会谅解我。我去县城进药时特地去看他；有时还特地带上他最喜欢的儿子去看他，逗他讲话，逗他开心……天底下所有爱的力量都是无穷的，何况我丈夫本来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终于在10月3日，在我抢救早产婴儿吴健智的那天，丈夫在现场看到我那忙碌的样子，伸手握住了我的双手。
　　
　　想起从前的好多事，心里不免有些难受。2001年初，我已有3个月的身孕。当时刚刚建起卫生室，是我繁忙的时候，每天都忙于看病，东奔西跑。在一次去给人接生回来的路上，因下雨路滑，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当天晚上到家后，我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把别人的孩子接生下来了，自己肚内的孩子却流产了，婆婆知道后心中有些不高兴——这也难怪她，因为当地苗族群众特别看重第一个孩子，认为第一个孩子顺，今后什么都顺。其实，我又何尝不心疼呢？那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啊！但人家要生小孩子，我不去接生，行吗？当然不行。回来自己却摔跤流产了，怪谁？怪自己！为这事，我给婆婆赔了许多不是，作了许多解释。
　　
　　2002年的冬天，我又怀孕了，婆婆很高兴，稍微重一点的活都不让我干，说是怕伤了胎气。一天晚上，天下着飘泼大雨，有位村民跑到我家，说是他媳妇要生孩子了，老折腾下不来，看样子是个难产，叫我去为她媳妇接生。公公婆婆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是我去年已经摔跤流了产，现在又天黑雨大，去不得。我当时思想斗争也相当激烈，也担心天黑雨大，万一摔倒，像上一次那样流产不好交待。可是我的良心过不去。难道为了我自己就可以不顾别人生小孩子了？不行！如果是我的姐姐，是我的妹妹，我也不去吗？不行！家家都有出有进，做人不能没有良心！我说服公公婆婆，并保证再也不会像去年那样摔跤跌倒。还没等公公婆婆表态，我就冒雨冲出家门。真是个难产，幸亏去得及时，经过做人工呼吸，把大人孩子都救活过来了。不过我也还好，回来也没摔过什么跤，更没有流产，10个月后我的儿子顺顺当当地来到人间。不然，在公公婆婆那里还真不好“交差”。
　　
　　刚边寨距离我们村有4公里远，村里有个叫王岁山的孩子，得了肠套叠，因没钱治疗，一拖再拖，病情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后，干脆把他接到家中来治疗，一住就是4个月，既要给他打针吃药，又要照顾他吃住。如今王岁山又能活蹦乱跳地打闹了。但是对于我的儿子，我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照看。由于只注意照顾病人，加上我的公公婆婆身体又不好，儿子的生活难以照顾周全，儿子经常是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村里的人都说儿子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
　　
　　2004年10月3日，大塘村237号一个叫吴健智的婴儿早产，生命垂危。当时，我的医疗设备只有两把止血钳、一把剪刀、一个听诊器、一只体温表，远远达不到挽救这个生命所必需的条件。但是，我仍然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将自己的嘴对着小孩子的嘴，一次一次地做着人工呼吸，直到把婴儿送进医院。一下车，我便累得瘫倒在车门口。吴健智从来到世上直到离开世上，总共只有8个小时。婴儿虽然没有抢救成功，但这8个小时，我尽了我应该尽的一切力量。当时，北京来的记者黎光寿和两位外省的青年志愿者也在现场，他以《一生只有八小时》为题，写了这次抢救的过程。2005年3月，香港凤凰卫视邀请我到《冷暖人生》做节目。同年8月，我又应邀接受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采访。9月，省委宣传部组织省里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报道，大塘乡卫生室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政府，是政府给我提供了上学的条件和工作的机会，让我有幸成为一名为人解难的乡村医生。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仅生下了我，而且教会我做人的道理，让我踏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和家人，是他们给了我无穷的无量，做我最坚强的后盾。
　　我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媒体的记者，是他们帮助我树立了巨大的勇气。我要感谢南京爱德基金会，是他们在农村医疗人才匮乏的时候，支持开办了贫困地区的乡村医生培训，让许多没有医生的村庄有了医生，让群众的病痛得到缓解。
　　我要感谢所有资助过我们贫困山区的好心人，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才使我的卫生室继续办下去，乡亲们的健康才有了保障。其中，有南京军区第四干休所的张大爷夫妇二老；有贵阳欧亚医院的陈雅女士；有78岁的澳大利亚老华侨陆宇恩夫妇；有香港钟佩华女士和广州周德良先生；有香港自然和谐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等。
　　
　　五年来，我只是做了一个乡村医生应该做的事，然而却得到了一个又一个荣誉。继我获得2005年度全省劳动模范后，又于今年被评为200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是社会对我的肯定，更是对全国102万乡村医生工作的肯定。这些荣誉，使我更加感受到自己身上担子的份量。
　　
　　最后，我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建康、平安、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