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隐喻作为一种手法和“任何的文学语言都有隐喻的性质，都会指向日常语言之外”根本是两回事情，而且对隐喻手法的研究探讨渊源流长，早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开山鼻祖之一的亚里斯多德那里就已开始了。
　　
　　答：二者是根本两回事吗？不见得吧。卡夫卡的小说当然有用隐喻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它的细部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是非常精细的现实主义，但在整体上却显示除了荒诞性。用加谬的话说，就是用逻辑表现荒诞，用真实表现幻象。如果非要用你的“隐喻”来说明的话，这种隐喻是整体性的。事实上，用隐喻来解释是不确切的（如果这个隐喻是你说的一种手法的话），用“寓言”才更为贴切，因为，寓言是一种整体性的。
　　
　　
　　2， 从现代哲学、从卡夫卡的犹太民族、从他与父亲的关系来逼近他的创作没什么不可以，就象与由后者指向前者具有同等的可行性一样。况且对卡夫卡的文本的细读我同样喜爱，不过那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的确，时代、民族、作家的经历与作家采用艺术方式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它们的复杂关系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一点我事先就已感觉到了，所以，我在结尾才说：“但不管怎样，卡夫卡说到底还是一个谜，一个禅宗式的公案。 既具有无限解读性的可能，又说明了对终极解脱的一种执著尝试。”事实上，想把卡夫卡说清楚，谁也没那个能耐，就象我们没能耐说清楚莎士比亚、说清楚但丁一样！而只有这样，那才是卡夫卡，难道不是吗？
　　
　　答：这两种研究路径可不一样，前者是由外而内，卡夫卡只是作为说明时代、民族、家庭的一个例子；后者由内而外，叙述的本体是卡夫卡。前者的说不清楚和后者的说不清楚可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