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作为一种手法和“任何的文学语言都有隐喻的性质，都会指向日常语言之外”根本是两回事情，而且对隐喻手法的研究探讨渊源流长，早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开山鼻祖之一的亚里斯多德那里就已开始了。
　　
　　从现代哲学、从卡夫卡的犹太民族、从他与父亲的关系来逼近他的创作没什么不可以，就象与由后者指向前者具有同样的可行性一般。况且对卡夫卡的文本的细读我一样喜爱，不过那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的确，时代、民族、作家的经历与作家采用艺术方式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它们的复杂关系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一点我事先就已感觉到了，所以，我在结尾才说：“但不管怎样，卡夫卡说到底还是一个谜，一个禅宗式的公案。 既具有无限解读性的可能，又说明了对终极解脱的一种执著尝试。”事实上，想把卡夫卡说清楚，谁也没那个能耐，就象我们没能耐说清楚莎士比亚、说清楚但丁一样！而只有这样，那才是卡夫卡，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