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诗人奥登曾经说过，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这话绝不虚妄，卡夫卡终生寻找和执着追求的正是力图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时代的特点和症状，他在未完的迷宫式的长篇《城堡》中所传达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时代理念：在荒诞的世界中，人类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精神家园已显得遥不可及。而且我们从卡夫卡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他对孤独脆弱者的同情和关注，更让我们注目的是伴随其中的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所以，暴露时代和社会的困境只是他的目的之一，更深层次地讲，他还要暴露人类生活的不可能 展示生活的全部荒谬。他在一个寓言中曾经一语点破：“世界秩序是建基在谎言之上。”
　　古希腊人习惯上称这个世界为完整的、和谐的系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自由精神可以运行其中穿行其内的透明而有趣的精美世界，但历史发展到卡夫卡所处的时代，世界已经象一条用旧了的、缀着千疮百孔的破棉被，崇高的精神已经无法被完好无缺的包裹珍藏而传之后世了。“上帝已死”，世界亦已失去了终极依靠，理想主义的高扬和浪漫主义的诗情也成了一杯陈年的苦酒，此刻，朦胧的意象、零碎的精神断片便做为最有效的保存和传达思想的方式而被众多关注灵魂家园的思想家所采用，卡夫卡自然也不例外，他始终固执己见，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守护这一片远离世俗的精神麦田。
　　
　　二
　　作为一个犹太人，民族的苦难和历史的重负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一个受折磨的民族一千八百多年来所曾忍受过的全部痛苦在卡夫卡的心胸中时常发出呻吟，在他致情人密伦娜的信中曾谈及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 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 站在这一切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有威胁在威胁着他们。’”
　　民族的危机感和世界的荒谬性延伸到卡夫卡的精神视域里，便自然地构成了卡夫卡作品的鲜明气质：阴郁、悲观、厌世。他对他所揭露的这个社会怀着深深的失望、厌恶和否定，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的多重意识否定了自己（死亡意识）、否定了存在（荒诞意识）、否定了一切（虚无意识），甚至否定了自己生平唯一的执著，要求朋友马·布洛德将他的作品在他死后付之一炬。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卡夫卡所渲染的痛苦感受和文学描写当作他最终的幻想，这至多只是个手段，正如美国作家奥茨所说的那样，“这种渲染只不过是记录了卡夫卡在接近超脱状态时所必须经历的危机罢了。”卡夫卡本人也曾多次说到当历史和他人构成的外部世界使人失望时，通过内心的幻觉（比如一个梦）从而经历彻悟的可能性，在《论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中他说：“…我们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的可能，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由此看来，卡夫卡的心智无疑是极为清醒的。
　　
　　三
　　精神分析学家曾经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因素，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而卡夫卡的童年几乎一直是在恐惧和颤栗中度过的，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位庸俗而粗暴的犹太商人，长年的艰辛生活促成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尚处在襁褓之中的卡夫卡便开始在父亲粗大的嗓门中生活，这个暴君式的父亲对童年卡夫卡的心理摧残是致命性的，再加上母爱的缺席（母亲的懦弱无法承当爱的沉重使命）和婚姻的失败，以致于家庭生活带给他的唯有憎恨和绝望。对于父亲，即使成年后的卡夫卡也仍旧无法摆脱他的阴影，面对强大的父亲，卡夫卡愈显的渺小，他后来说：“自我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这种脆弱发展到极端，就会感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威胁着他。有理论表明，在人们的潜在心理意识中，父亲代表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代表着世界的生存法则。而在卡夫卡看来，父亲已经组成了他自己生命中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巨大黑暗势力，当父亲极端蔑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时，也便意味着世界对自己的存在判了死刑，这也就是卡夫卡在短篇《判决》中的象征原型。而他本人也的的确确在《笔记》中记下这么一段话：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四
　　生命的存在性创伤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卡夫卡，谈论死亡也就成了他的一种癖好，在日记中他写道：“如果躺在床上死去，我会感到心满意足……”他笔下的人物也往往被一种莫明的不安所驱使，颤栗地抗争着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的执拗和小心翼翼却突然地反转过来，成为死亡的契机：格奥尔格、流放地军官、饥饿艺术家……都无不例外地走上了死亡的道路；与文学结缘是他一生中的重大发现 这是他对生命的大喜悦和大智慧的思想喷泉的发现。在此他很自然地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理由，“……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除了文学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能让我满足。”在畏惧之畏惧和绝望之绝望之中，克尔凯戈尔走向信仰，而卡夫卡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文学，这显然是一种使命，因为卡夫卡并不是有局限的民族式英雄，而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承担着一种先知式的使命，播撒末世预言和种植人性良知。
　　可是我们看到，由于时代思潮的多元分化性、生命现象的丰富多样性和卡夫卡自身体验的独特性一结合，便决定了卡夫卡文学表现中的特殊语言气质：以象征、隐喻为主的寓言式风格来传达他的思想。没有一个作家象卡夫卡这么出色地强调过逻辑的、经验主义的靠事实积累来说明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他同时又全力反对用任何抽象的、普遍性的东西（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历史理性）去掩盖或代替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生命体验的无限丰富性，卡夫卡认为理性主义与文学是根本不相容的。在他那里，已经将生命的澄澈和思想的朦胧这两个极端神奇地加以弥合。
　　在十九世纪，叔本华已经开始从东方佛教智慧的角度来瓦解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克尔凯戈尔更从信仰上来公开反对思辨理性的独断论；陀斯妥也夫斯基在文学上亮出了他的“启示真理”的招牌，开始全面推毁理性主义大厦的石墙；晚年的托尔斯泰更从生活上重新实践了亚伯拉罕的信仰之路，进一步印证了真理天国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而不在人类的任何知识体系里面；直到卡夫卡横空出世，文学更以全新的面目展现，“我的意识内涵是非常朦胧的”。尖锐性、肯定性和连续性的话语，这些卡夫卡都弃如敝屣，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的日记中说：“从文学方面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写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使其它一切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个性在其想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卡夫卡强调这种朦胧性的隐喻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生存背景的，也或者可以说，命运与现实都缺少一套古典式的故事供他叙述，而他天才性的敏锐却逾越了一切思想观念的障碍而直接捕捉到了现实事物的最本质内涵。
　　
　　五
　　语言和现实、词语和它们所指的客观世界，是判然有别的两种存在，语言至多是一种描述现实的方式，它并不能改变现实，所以，语言的首要目标应是使现实的“纯粹事实”尽可能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便已很清楚地阐明了隐喻的创造性功能，他认为，隐喻的使用是“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分的……它是自然的伟力所赋予的，因为灵巧地使用隐喻的能力意味着对相似的一种领悟和本质的洞穿。”隐喻的本质是直觉，而直觉是超越性的思维，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人类个体智慧有限性界面的无限性敞开（而文明和知识的发展却是以总体智慧不断狭窄化作为代价），现代人与真理之间有着比古人更多的障碍物，它们大都以文明的产物来确定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在人类的思维之途上布满了无数陷阱和坑洼。卡夫卡的特殊体验使他的怀疑精神强化得足以毫不费力地避开它们，在他的作品当中，好与坏、善与恶、天堂与地狱、自我与无限……一切二元对立的事物融为一体，只留下生命体验的深刻痕迹。卡夫卡的这一尝试诚如克尔凯戈尔所说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想用‘我’来表达什么意思。”一个谜出来了。
　　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可究诘的奥秘。
　　
　　六
　　《变形记》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曲恐怖的挽歌，以梦魇般的方式隐喻着人伦道德被物质文明所异化的结果；《饥饿艺术家》是以黑色幽默的笔调隐喻着现代文明社会里艺术的恶梦和诗意的丧失 生命本质的创造力的萎缩；《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以怪诞的形象隐喻着人类生存的宿命式悲剧；《万里长城建造时》同《城堡》一样，似乎也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寓言：人是永远无法到达他的目的地的，所有的努力和追求是徒劳的，终归泡影等等。卡夫卡的人生理念始终是低沉的，文学成了他发泄所有不满情绪的有效途径，他长年积蓄的怨愤由于自己笔下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绘而得到缓解。
　　当代学者陈鼓应的一段话颇有道理，他说：“卡夫卡是介于尼采和存在主义各家之间 他描绘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人被‘抛入’的世界，沙特的无神世界以及加缪的荒谬世界。”的确，格里高利们在卡夫卡的隐喻世界里面似乎都成了无所皈依的孤魂野鬼，他们既无自由权利，又无信仰依托，因此丧失了全部存在的理由，这种无所不在的虚无意识弥漫于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之中，成了卡夫卡的隐喻世界中的独特精神背景。
　　
　　七
　　今天的许多技术成就已使得我们的想象力变的麻木了，而卡夫卡却用自己的生命和作品在刺激着我们那根渐趋僵化的神经，同时卡夫卡一生都在强调这种独特性来进行自我拯救，但我们知道拯救的完成却必须来自更崇高的源头，而决非仅凭自身的天才性力量就可以获致成功的，而且这个源头必须是超越性的（如东方式的内在超越或西方式的外在超越），由于卡夫卡本人的独特经历已使他失去了对生活和自我的信念，他本质上无力承担自我拯救的使命，说到底，他只是个脆弱的诗人和伤感的预言家，更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所以他又不指靠任何的既有权威。
　　西方理性知识体系中唯有怀疑主义哲学最接近真理，但它毕竟与真理差了一步之遥，因为真理的第一道原则必须是肯定性和供人仰望的，是光芒的集聚，而不是思想的游击，可惜卡夫卡却也止步于此（这在与卡夫卡有着地域亲情的里尔克那里却将会有另一种答案），他在致情人密伦娜的信中曾说，“我对自己的情况也猜不出，没有别的，唯有‘恐惧’”、“我的本质是恐惧”。在日记中也记下：强调独特性 绝望。恐惧和颤栗犹如一道电光击毁了卡夫卡心头的所有信念和执著。早在一九二一年，他便以遗嘱的形式吩咐朋友马·布洛德焚烧自己余下的全部手稿。
　　人们期待卡夫卡似乎不止一个世纪了，应该说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母体里一直孕育着这类孤独的英雄和天才的梦想家。在卡夫卡之前，像德国的霍夫曼、法国的帕斯卡、丹麦的克尔凯戈尔以及俄国的陀斯妥也夫斯基，他们几乎个个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相同的抑郁气质，而且由于思想承继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卡夫卡还找到了适合自己身处的时代的形象和手段来表现他们的共同理念，可由于他们的思想朝着一个方面发展的太远，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之时，仍然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从而让位给更能适应现实的个体。但不管怎样，卡夫卡说到底还是一个谜，一个禅宗式的公案。 既具有无限解读性的可能，又说明了对终极解脱的一种执著尝试，既便失败的结局真的那般不可避免而迷失在思想的密林之中。而隐喻作为他的一种特殊文学表现手段，也无异于冥冥之中的一类思想之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