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韩东之《人有人道，我有我道》
　　
　　人物档案：韩东，1961年生，早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92年辞去公职，现居南京。著有《我们的身体》、《西天上》、《我的柏拉图》、《交叉跑动》、《爱情力学》、《爸爸在天上看我》、《吉祥的老虎》等小说、诗文集。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扎根》。
　　
　　采访现场：对韩东的采访是在靠近南京大学西门的半坡村酒吧，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气息的场所。除了在酒吧可以看到先锋摄影、前卫雕塑或木刻外，还能看到一些简短的黑色诗句被简洁地印在白纸上并放置在精美的画框里，悬挂在酒吧的墙壁和木柱上。写这些诗歌的人是韩东、朱文、顾前、吴晨骏、李小山、鲁羊以及很多年轻作家。“这是一种纪念，”韩东说，“这些诗歌装置记录着半坡酒吧也记录着‘断裂’时期南京艺术家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现在南京的诗人已经纷纷离散，朱文到北京拍电影，吴晨骏到福建谋生，魏薇移居北京，楚尘则游走各地。2003年南京这群作家行动的主题不是“断裂”而是自救。
　　
　　1.“断裂”之后
　　
　　南方周末：你最初辞去大学教职和后来发起“断裂”行动都把你置于一个绝对的处境，你的生活中不再有援手。
　　
　　韩东：我觉得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虽然在学校当老师，课程也不是很多，也有时间。但关键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心理上的纷扰。如果我现在再找一份工作也是有可能的。但只要工作就要面对某种规则。如果你是一个异类，你的处境会很艰难。辞职，我觉得是对的，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主要是为了集中精力。
　　
　　南方周末：“断裂”好像没有辞职那么轻松，它带来的震荡“震荡”了你和你的同道。
　　
　　韩东：“断裂”对我而言是很具体的。在“断裂”之前我已经开始被主流文坛接纳，当时在文坛所谓的新状态新生代名噪一时。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多是性情上的。我们对那种已经存在的文学秩序不适应，我个人对那些东西特别厌烦。“断裂”之后大家就不来找我了。
　　
　　南方周末：你感觉轻松了，还是若有所失？
　　
　　韩东：轻松了。可以自己选择朋友，也可以拒绝不喜欢的人和事。当时因为年轻，只有采取这种逃离的极端的方式，才能摆脱搅扰。如果训练有素，想得比较清楚，又有一种能力，完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但在当时自我内部的压力调整不过来，就有点烦。现在我觉得没有问题。工作、写作可以调适。但内心不够坚强的时候，要定住神是特别艰难的。有个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你。
　　
　　yeebole加注：
　　在我看来，韩东的“断裂”行动，以及他所宣称的“人有人道，我有我道”，就意味着他拒绝再走人家给他规定好的阳关大道，而更愿意和少数几个同道，走自己的独木桥。
　　
　　资料二：摘自金陵晚报
　　
　　他和朱文在1998年发起的“断裂行为问卷调查”，让他始终和体制内作家圈格格不入，虽然，他还担任江苏省作协理事的职务，但韩东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的会议活动。
　　
　　记者问韩东：“断裂行为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韩东说：“断裂其实只是一种姿态，我们没想过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写作制度。因为当时的那种体制确实影响到了我的写作，从写作自由和独立的角度说，凡控制写作的外来因素都是需要警惕的。而现在很好，不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现在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我的创作的了。”
　　
　　说到体制内的作家，韩东又提起他那句“名言”，“如果他们是在写作，我就不是；如果我是在写作，那他们就不是。”
　　
　　资料三：摘自李建宏文《韩东：我不寻求理解》（1999年）（有删节）
　　
　　去年５月，韩东、朱文、吴晨骏等几位新生代作家向全国七十多位作家发放《断裂：一份问卷》，以证明当代文坛存在两种写作：一种是腐朽的、专制的；一种是真诚的、理想的。他们希望作为后者与现有的文学秩序（前者）完全断绝关系，以实现自己真实、艺术、创造的文学理想和精神价值。他们态度誓不两立，言论偏激，“问卷”发出后，立刻在中国文学界、评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
　　
　　日前，借韩东赴广州开会之际，笔者对他进行了采访。韩东表示，从“问卷”开始，他们就没有准备寻求理解和沟通。
　　
　　当笔者问及他在这场争论中的感受，他认为自己为文学的理想色彩、为真正的写作做了一件事情，至于“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而写作”不可能也不需要一个个去解释澄清。
　　
　　韩东认为，当前的文学氛围充斥着一种腐烂的气息，一些人把文学作为一种利益，作为个人奋斗、晋身的阶梯来使用，缺少了对文学、对写作的最起码的尊敬和真诚。在“问卷”之前，他们对此尚无太深感受，做完这件事才发现，这种平庸的气氛已腐烂到了根子，“我们要保全自己，坚持文学真理，‘断裂’尤为必要。”韩东说，“断裂”在当前业已存在，他们认同这个裂痕并采取绝对的方式公开化，一、想以游戏、恶作剧的心理刺激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意识；二、提醒大家对个体化文学给予应有的价值鉴定；三、想以这种“行为”达到使人们对理想的文学氛围、精神价值重建命题的重视。
　　
　　韩东他们的“断裂”说有无偏激之处，人们会做出自己的评价。也许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偏激的姿态，矫枉过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因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盲从心理，即对既有的价值标准和文学观念的习惯性迁就，这种迁就有时会阻碍文学的发展，与价值重建命题及新生作家的自我价值确认发生冲突。面对这些冲突，是以“棒喝”、“捧杀”的态度来解决，还是以宽容的姿态进行认真的讨论，值得参与争论的人们思考。
　　
　　资料三：摘自韩东文《论民间》（2002-10-09）
　　
　　进入九十年代，一些民间出身的诗人转向小说写作，将某种前提性的立场和上乘的质量带入其间。一批抱有文学理想的写作者辞去公职，远离体制，在名利面前实行自我放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八年五月由朱文发起的题为“断裂”的行为，尽管参加者立场不同，甚至各怀目的，但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却是真正革命性的。它的民间性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非文学的压力的反抗以及明确必要的身份立场都是至关紧要的。一年以后，居住在南京的十位青年艺术家再次发起“我仍这样说”的行为，从参加者的主体到精神实质都可看做是“断裂”行为的继续。参与行为的不仅有诗人、小说家，也有部分画家，从对压力的整体反抗中演化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能力，其有效性和现实感都大大地增强了。行为的方式是九十年代民间物质形态最有意义的变数，它多方面地复合式地同时也是最有力地表达了前提性的民间立场。它不同于宣言、社团活动和流派之争，其开放性甚至包括了对行为本身的反诘、诋毁和歪曲。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出发对行为做出反应。行为就像某种敏感源、测试剂，文坛诸辈老老少少在其面前不得不显出他们形状各异的嘴脸。
　　
　　资料四，摘自《韩东访谈》
　　
　　问：看了你一则趣事，说你曾没期望过作品上头条。尽管你在1998年宣布要与“五四”以来包括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传统及相关的文学体制“断裂”，但在你们眼里，不论自己取得了何种成绩，是不是还认为自己的创作依旧处于“主流”的“边缘”，而这种“断裂”的勇气因此也带上些悲剧性的色彩？有人认为，当初的“断裂”是你们这些作家因孤立无援而被迫作出的激烈姿态，是这样的吗？
　　
　　答：“断裂”针对的是现有的文学体制，针对的是文学圈毫无理想的状况。至于“主流”和“边缘”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的确是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但这只是一个事实，与我的写作目的无关。当然，也不是说我想要进入“主流”而不得。恰恰相反，当我们发起“断裂”之时正是在写作上有了一点名气，我感觉到了某种被“接纳”的危险。当时的文坛说是“虚席以待”也不为过。但我知道这种进入是有代价的，是要牺牲某种文学理想的。一刀挥去，斩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妨碍我按自己的理解写作的种种利益关系真是快哉！激烈吗？那肯定首先损害的是自己，当然损害的是利益层面的东西，保住的却是文学初衷。
　　
　　资料五：摘自汪继芳之《我们想做的只是放弃权力——韩东访谈录》
　　
　　吃饭时，听韩东讲“断裂”前前后后的故事，我们笑得要死。如他讲那次“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朱文、鲁羊如何气度不凡地与评论家王彬彬、费振钟论争；王干两天没发言，最后不得不发言时，说最近家里正在装修，准备用“新生代”地板；徐兆淮做的会议总结照样说，这几天我们的讨论很成功很圆满……朱文拍拍他的肩膀：老徐，说实话嘛。会上还有关于“智商”的争论，会后有《南京日报》的报道（1998年11月20日头版）。这篇题为《天才？狂人？——新生代作家与评论家在宁发生冲突》的文章，据韩东说记者并没有采访他们，很多地方纯属杜撰。
　　
　　韩东总结道：“断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并非什么你是这种文学观而他是那种文学观的问题，有的评论家，你平时不跟他在一起玩就不行。韩东说这种人绝对伪善。韩东还说到了同是评论家的王干：“他们都认为王干是‘断裂’分子，其实王干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们不信。”他提到了开“青创会”时（1998年11月23至26日）有人把小字报贴到王干房间的门上以及后来王干的办公室还着过一次火的事情。
　　
　　“断裂”使原本一团和气的南京作家们有了分别，原来作家们都是在一起踢球的，自从“断裂”以后，作协那一帮人就不来踢了。韩东说这很有意思，可以写一篇《“断裂”与足球》。看得出这一段时间“断裂”已与韩东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了，想的是它，谈的是它，墙上贴的也是“断裂丛书”的宣传画，这套书由韩东主编，６位作者（楚尘、吴晨骏、顾前、贺奕、金海曙、海力洪）全部是“断裂”行为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