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的冬天来临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似乎都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方向，准备考研的着手看厚厚的专业书，准备出国的开始背长长的单词表，班上的气氛平静而凝重，再没了大二时的轻快。和每位同学一样，我也仓皇地觉察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已然摆在了面前，例如,倘若自己不去考研，那毕业后，是选择留在上海还是回到西部家乡？是该向东走还是向西走？
来沪三年，从最初的敬畏到现在的亲切，我对上海有种特殊的情感。三年前，我像所有脱颖而出的西部少年一样，带着金榜题名的喜悦，怀揣了千里南下的豪情，来到了这座光荣的城市。这里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都有让我缄默的理由。我于是在缄默中成长，在成长中感受老上海的洋场遗韵；感受今天上海的勃勃生机。渐渐能听得懂糯糯的吴侬软语，慢慢也喜欢吃滚烫的生煎和多汁的小笼包——细腻精致的海派文化教我流连。老师们说，留下吧，我校就业形势很不错；同学们说，留下吧，只有这里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效能。我于是踌躇而彷徨了：这城市森林的哪一处角落将会是属于我的天宇？
钱塘自古繁华。可是在繁华梦里，在静听暗雨的夜里，我却常常会忆起陇东的故乡，那里醇厚的乡音，那里独有的茶食。每次回家，见到自家荒芜了的祖坟，看到鬓角霜白，儿女天涯的父母，就禁不住想起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想起张翰，“人生贵得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上海的人才竞争何等残酷激烈，平庸如我者留下来又哪里能谈得到“名爵”？只恐数年后同学聚首，落得个“寻常见了，犹道不如初”的窘境。可是明知如此，城市的霓虹，开放的风尚，依然像塞壬的歌声一般，萦绕在我的心头。
据说，每年上海高校有95%的外地毕业生选择留下，而新的长三角人才共享机制将替上海网罗到更多的外地精英。蛋糕是在做大，但分吃者数量的增长速度却更惊人。竞争使得学海愈加无涯。“本科贱如狗，硕士满街走，博士才能抖一抖”……向东走，东有弱水三千！我真的怕自己这么一点点的个性会被人才市场汹涌的大潮吞噬，变成各种本本和资格认证的俘虏。
生于青海，长于陇东，有亲人在陕西和新疆，我对于“西部”有着自己的理解。刘克庄在一阕《玉楼春》里写道“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溪桥畔泪”。可是不得不承认，而今的神州不在西北，而今的男儿大多心里也装不下辽阔的神州。多少次我怯怯地问同是西北来的同学，毕业后是否打算回去，得到的往往是愕然的表情和否定的回答。这或许不该怪我们。我们是凡人，有着和凡人一样的对幸福美好的追求。这幸福并不虚幻，它就是长年轰鸣的地下铁；就是四季不断的艺术展；就是将来子女有望就读的重点中学；就是以后父母可以晨练的城市绿地。东西城市间很多基础性的差距实在很明显，明显得让我们不想回家。我们宁可选择在“水溪桥畔”徘徊，也不肯心甘情愿地回到大西北，于是一边抱怨上海的竞争激烈无比，一边打破了脑袋考律证考口译。
1847年，美国报业巨子霍勒斯·格里利在他的《纽约论坛报》上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号召：“青年人，到西部去！”仿佛一声号角，“西进运动”从此风风火火，世纪狂飙般席卷美利坚。荒湮蔓草间神奇地崛起了太阳城、好莱坞，经济重心成功西移。反观我国的“西部大开发”，这个曾经的时政热点，现在似乎已将其热力传给了新近的“东北振兴”。开发这些年来，似乎只是些西部中心城市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获益，西部人的意识却仍然像那里的山村一样停滞着。 并没有一家报纸响亮地号召：“青年人，到西部去！”；也没有如潮的年轻人涌入西部，大家仍然和过去一样削尖了脑袋往东部城市钻。我想，大约只有两样东西能够把大量的青年引向西部，一是激情，像过去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凭的是革命年代的激情和信仰。然而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人们激情不再，那就只有靠另一样比激情更管用的东西——利益。“西进运动”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人们记住格里利不光是因为他那句响亮的口号，更因为他极力推动了《宅地法》的颁布。如果能使回去的大学生在随后的三五年里生活比留在上海的同学优越的话，相信不光是外地生会大批的回家，就是上海本地生，也会有人带着“西部梦”上路。可惜眼下并不是这样。对大多数外地生来说，“城市的高度越变越快，上海让我越看越爱”。 没人前去开发，这或许是“西部大开发”的悲哀。而我，像许多迷茫的外地生一样，在对沪上繁华的憧憬中，在对西部家乡的眷恋中，踌躇而彷徨着。
冬天来了，春天不会远了，都市的同龄人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读着几米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我在奔向毕业的一路上思索着自己的问题：向东走？向西走？
作者签名:
我始终是未来的英雄，一方面我如饥似渴地想成为一尊圣体，另一方面又不断推迟这个愿望的实现。
——让·保罗·萨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