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此文谨献给远方爱着我和我爱的人们
离2004年的春节只有一天了。下午，一个人望着巴黎的天空发呆。我回过身，环视安静而有些光线不足的屋内，不知道怎么，忽然想起外公的老屋来。
说它老也不算老，那坐平顶的楼房修在当时的一群瓦房红墙中；说它老，是因为到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二十个年头了。 那是座只有四层楼的平顶楼房，每层都是独门独户，外公住在三楼。屋子很大，南北两面是长长的阳台，把每一面的三个房间连通在一起。中间宽敞的客厅又把两面的阳台连接了起来。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儿时的大半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外公是个军人，解放前参加了红军。从我记事起他已经离休在家了,然而他的暴躁的脾气和屋里一张张老相片和那许多的勋章，还有这所大屋，让我相信他是个优秀的军人和光荣的战士。外婆后来曾告诉我，外公外婆一家解放后都住在北京，而外公因为老家在四川，一直闹着想回来。后来，他宁愿降了一级，终于求调回了成都。
老屋长长的阳台上摆满了外婆种的兰花，依稀记得的只有“炮打四门”一个花名了。花盆里偶尔也有几个烟头，那是外公躲着外婆偷偷地在阳台上抽烟留下的。阳台上有两把长木藤椅。春天的午后，我总是喜欢躺在藤椅上，沐浴着暖暖的阳光，蒙胧地睡去。外公不那么爱运动，总是坐在藤椅上看报纸。记得看的最多的是《文摘周报》。而这种时事政治性的报纸，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没多大兴趣的。记得还有一次，外公是戴着老花眼镜，在藤椅上用粗线缝着我断掉的书包背带，还有一两次是在修理被我弄坏的雨伞。书包和伞的形状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外公那副老花眼镜和那双粗大的手，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屋外的是一个大院，那里有许多的花草树木，有假山和池塘。曾经在那里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戏，在灌木后躲藏，也在藤上摘取过盛开的黄色、白色的金银花。
夏天，阴凉而通风的那足有小半个中学教室大的客厅是我游戏的场所。客厅靠墙挂着中国字画，下面是两个扶手木藤椅，中间是一个约八十公分高的结实的漆木茶几，对面是个长沙发。大人们后来给我讲，我第一次到老屋只有茶几那么高，还在茶几前摔了一跤，头撞在茶几沿上肿了好大一个包。在客厅里，平日我喜欢在外婆擦得又光有两的水磨石地面上溜来溜去，特别是打过蜡的地面更是溜得顺畅。累了，我就爬在地上将热乎的脸蛋贴在冰凉的地上。还有几次，我推着那时还不多见的转椅在客厅里滑来滑去。于是楼下的老爷爷被我闹得没办法就会上来提意见。他家也有个小孙子，不过不常在。他为孙子做了个简易的秋千，那是用两条粗绳栓在里屋的一个门梁上，下面再绑一个小木头板凳。我曾经下去和他的孙子一起玩，荡他做的秋千。有时候他孙子不在的时候我也去。老人都是喜欢小孩子的，总是笑咪咪得欢迎我。我就坐在秋牵上同老人聊天。他和外公一样是个光荣的老战士。他和外公一样给我讲他们过去的战斗，雪山，草地。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太多的内容了，但我相信他们所说的已经悄悄的融入在我的身体之中。我一直都喜欢和老人们交谈，喜欢看见他们慈祥快乐的表情。老人有孩子一样的天真，但又有孩子没有的智慧。在我少年很长的一段叛逆期里，我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的父母，总是无法与父母愉快的相处。然而，我却一直敬爱着那些老人们，喜欢看见他们那天底下最美丽的快乐的笑脸。而现在，在这离家八千公里的地方，我忽然开始能渐渐了解和慢慢体会父母那一代的心情。我开始发现，原来我和他们是那么的相似……
住在老屋的日子里，我睡的是间大屋，外婆总是要我一个人睡在黑暗的大屋里，开始我也哭过，不过到了后来，我却习惯了那屋里的黑暗。还记得一次我在大哭时，母亲从外地赶回来看我的情景。还记得我一个人在黑暗中看着窗外夜光下的屋顶。我睡的双人钢丝床下有个破破的大纸箱，箱子里面乱七八糟的堆满了破旧的玩意儿。记得有一个会眨眼睛的洋娃娃，后来被我弄的一只眼睛翻白眼了。还有一个橡皮小鹿，一捏就从底部发出嘀嘀的哨音，还有一个大算盘，几个大小不同的圆铃铛，一面小鼓，几本没了封面的小人书，有《儿童文艺》，《三毛流浪记》，《尼尔斯企鹅历险记》……一本古旧的新华字典，几个毛主席像章，一支竖笛，几张扑克牌。这是我儿时的所有玩具。
外公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纪的时候去世的，我大哭了几场。尽管我记得我还害怕外公的拐杖和他粗暴的脾气，尽管我还记得他和我在电视机前为争是看新闻还是动画片而大吵一场……我更记得他给我讲的那些战争年代的故事，给我缝书包修雨伞时专注的表情，更记得他快乐的表情，还有许多许多……记得我那儿时在外公的老屋里度过的那段美好的时光……
2004年1月21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