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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早已失去了和家族的亲密关系，“家族”二字在我们的心目中化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尘封在遥远的历史中，变的苍白虚无。或许远离故土的老宅久了，更迫切地羁恋它，或许那座老宅子就意味着于自己血脉相连的家族。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强烈地感到家族与我们有着宿命般的的亲和力。
在我的记忆中西安古城墙下的那口甜水井从来就是一片空白，但我知道那是和我的祖先我的血缘相系的一口井。他似乎触到了我家族情结的伏藏已久的块垒。斑驳古朴而又高大的城墙似乎将我和祖先隔绝成两个世界，或者是相隔了几个世纪，我所想的也许并不是他们所想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后代一个个都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他们也许认为圣人提倡的三立，立功、立言、立德才是他们西安老城墙根豆腐樊家后人应该成就的事业。隔着悠长的岁月我似乎看到了老城墙下那名叫白露湾大巷子樊家一溜四座院落默立着。都是两绺厦房，中间耸立着巍峨的堂屋，一色的清水砖房，门楼瑞兽，描金点翠。穿过幽深的庭院，小心翼翼地走在青石板的甬道上，太爷爷就正经危坐在堂屋里，眼前这四座院子该是他最辉煌的业绩。有时，我的太爷爷身着黑色绣花缎子长袍，头戴缀着翡翠的呢子圆口帽，在佣人搀扶着下了骡马轿车，全家的人都在门口毕恭毕敬地迎接着他。他那时便是家族的中心和荣耀。他那微驼的脊背皱纹纵横的颜面以及发光的脑门总是无形中给人一种压力。在吃饭的当儿，他有时会偶尔露一点笑容，或者用僵硬的手指捏一小块腊羊肉送到某个孙儿的口中，儿孙们才能感觉到一点老太爷勉强的爱意。此后在他的四个儿子当中，竟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精明和节俭。我爷爷作为长子在自奉朱子治家格言为圭皋的太爷爷的约束下总显得是那样的谨小慎微、劬劳无怨，他穿着和工人一样的破烂布衫，常年工作在豆腐坊，还不时地挑着一副担子到各大酱园送货收账。叫人看来颇有几分木讷的我爷爷，其一生的乐趣也许就是当我太爷爷不在时吼出一两声秦腔。我的爷爷注定要死在劳作上，也许那就是他的宿命。1926年4月初，土匪刘镇华率领10万乌合之众的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当时，西安城内只有督办李虎城所属的不到5000人的部队。就在李虎城退守不定的时候，城内一些商人、绅士组织了一个 “和平期成会”，派出代表去见刘镇华。我的爷爷也无端地成了其中的代表。为人木讷不善言语身着朴素的他，被当作轿夫挡在了刘镇华司令部的门外。我爷爷趁机便去到一家酱园老板的家中讨账，代表们都回城了，它却滞留城外。这一待，就是八个多月，随身所带盘缠早被镇嵩军那帮土匪兵抢了去。饥寒交迫，心急上火，一病不起，等到十一月二十八开城之日，家人寻至时，他的遗体早已埋在了厚厚地黄土之下。那个老板说，我爷爷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我丢先人的脸呢！他没有一句埋怨谁的话，对那军阀混战，兵燹人祸在其有限的认知当中也是含混不清的。他的死未必比西安城中成千上万的饿殍凄惨。黄土下埋着我的爷爷，也埋着1926年西安围城时一个人的故事。
二
那堂屋在白天也显得昏暗，在它的一侧有路通往后院，那里堆放着晾干的豆渣，散发出酒糟一样的酸甜味道。到了晚上，各屋都散发出昏黄的灯光，不时听到栓在后院的那匹骡子打响鼻的声音。在夏日闷热的下午，我的四爷手提鸟笼，笼子罩着礼服呢的黑布，笼中是一只能吐五个字的麻鹨鸟，哼着秦腔，从人群中招摇而过。走到城墙根下，将鸟笼挂在柳树上，掀起罩布，那只麻鹨便跳上跳下，还“久久句九九”叫个不停，即可招来一帮好家，提着各自的鸟笼围了过来，羡慕不已。那是1930年蒋冯阎群雄逐鹿中原，民不聊生的日子，当地的报纸登着这样的一条消息，西城墙大巷子豆腐樊家的四少爷用够买一头牛的钱买了一只鸟。后来我从父亲口里知道这事时，竟也为我的那个纨绔子弟的四爷脸红。我的父亲说，我的四爷也是一个十分精明而又吝啬的人，当我的太爷驾鹤西去后，分家时，他偷偷藏匿了我太爷的一部分银票。此后，我四爷用一部分钱买了西安城一个老中医的两个秘方，其一为避孕药；其一是专治黄疸型肝炎的，治肝炎的药为两幅帖子，头一副贴上七天后腹上开一洞，从中渗出脓血，人便痊愈；第二贴是专治那洞的，贴后不久洞也便自愈了。为此，我四爷靠这两幅秘方衣食无忧地生活了一辈子。至死也没有将这两个秘方传给别人。我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常有卖各种小吃食品的商贩在巷子里吆喝，热晶糕、糖花生、腊羊肉。这时，我的四爷便提着一个十分讲究的描金漆盒款款而来。我的父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亲亲的叔叔，他却没有一回给自己的侄儿一口小吃。分家后，家族中人也神情诡秘地谈论过四爷的作弊，然而在少奶奶的庇护下不了了之。
我随父母离开那片曾经钟鸣鼎食，煊赫一时的家族时，已经是解放以后的1955年了。那古老的城墙和瓮城中那口绿苔斑驳的甜水井，以及大麦市街口那个圆圆的光溜溜的石头和记忆中的钟楼，碧色琉璃瓦和金光闪闪的球形楼顶，楼下有贯通的卷洞门，哥哥经常带着我穿梭其间嬉戏。这些都是我童年的记忆。
三
我知道那口甜水井的珍贵。大自然不为人知的神秘造就了那口井，以西大街为界限，以南的井水是甜的，以北却是苦水。那口甜水井也成就了我的太爷，靠做豆腐成为一个在西安城拥有七处铺面和红庙乡下三十晌土地的地主兼资本家。我是后来听我父亲用极平淡的口吻向我简单地讲述了太爷的传奇。父亲说，我们的祖籍在蓝田县孟村，那里就是作家陈忠实著名小说《白鹿原》故事发生的地方。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过那里，后来只是在一张照片中看见过高高耸立在一片丘陵地带上的作为旅游标志的白鹿的雕塑。四周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麦田，在舒缓的山坡上衍生开来，一条公路从中穿过，带来些许现代气息。从照片上看，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原始古朴的民风也许刚刚从它的头顶飘过。听父亲说，光绪年间（1902左右）,蓝田逢旱，庄稼歉收。西安府听信蓝田县衙谎言，无视人民生死,催缴田赋。当时，蓝田农民交纳田赋时,要用独轮车将粮食运往西安西门外的官仓。那年，我的太爷爷脚穿一双麻鞋随着乡党一同前往。当时仓库粮吏索贿成风,贿则顺利入仓,不贿则百般刁难。有一乡党人叫冯大侠，性格刚烈，好包打不平。当年，他曾组织数百乡党由鹿原赶至三里镇,将县令陈熊虚报的田赋粮车挡回。陈熊上奏西安府,将冯等捉拿，要求“严以正法,以儆来兹”。西安府派员调查,至五里头一带,见有父食子、夫食妻之类事件发生,冯才免于受害。见此情况，冯大侠倡议拒贿交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粮食在露天搁放数日,时逢阴雨连绵,粮粒涨大,口袋崩裂,损失严重。冯深知控诉无效,采取果断措施,带上部分胆大年少的农民上街呼口号拦官员轿子，告诉粮仓索贿恶习。一时满城风雨,广传粮吏索贿,粮食霉坏之事。在舆论压力下官府不得不下令急收。事后，官府在蓝田捕人，冯大侠遇害。我的太爷爷便连夜逃亡西安，投奔同乡李松山。当时，蓝田人在西安当厨师的很多，市声称蓝田人为“勺勺客”。李松山是西安出名的“御厨”，人称他是“全勺勺把式”，专门承办高级宴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同光绪皇帝西逃 ,在临潼零口行宫停辇,陕西支应局将其介绍临潼知县施绍祥,他做的菜肴得到慈禧的夸奖,次日随驾入西安,为行宫主厨。经李松山介绍，太爷爷去了古北池一家豆腐坊帮忙。古北池的豆腐从唐代开始有几百年的传统工艺，在西安名气很大，全村人都靠做豆腐生活，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户强。1911年武昌起义，张凤翙、张坊在西安积极响应,李松山带领一帮厨子参加起义，人称“火头军”。太爷爷便也加入到火头军中，作战勇猛,受到李松山的表彰。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委任李松山为政府官员,他坚辞不受。只求支援他一批资金在西安开个饭馆,军政府答应他的要求。民国元年(1912)，他在西安开设了“曲江春”饭馆。于右任为其题写匾额。李松山还在西安劳务巷创建蓝田会馆,接济来西安谋业的同乡。那一年，在李松山的帮忙下，太爷爷在西大街白露湾开了一家自己的豆腐作坊。
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立足并建立基业，是我太爷爷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篇人生华章。此后，他的儿孙们一代一代在这里生活繁衍，聚合离散，有南下江苏北上甘肃的，有在民国中执教南京航空学校的教员，有在甘肃武都为政的官员。他也绝不会料到，在他的孙子辈中还有参加革命的我的父亲。
他更没有料到的是，由他建立的豆腐王国没有被自己的后代继承，而是落入了自己侄儿的手中。他的那个侄子也是在1926年刘振华围城时靠卖我家后院的那堆发霉的豆渣发了家。当我爷爷陷身城外时，全家人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的当儿，聪明的侄子拉走了那堆豆渣。围城到7月时，城里没有了粮食，树皮、城墙砖缝里的糯米浆、观音土也都稀罕的时候，那发霉的豆渣也就卖到了天价。我父亲不无惭愧地说，人都饿疯了，成片成片的人倒下了，满城尸臭熏天，那个黑心的人竟然一小碗豆渣卖到一个袁大头。银元用板柜装着，摞了多少层不知道，要偷的人不取零的，一次偷拿一层，他也不知道。
四
从那时候，我爷爷长房长子这一门便每况愈下，我奶奶三十几岁上便守了寡，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她的肩上，自太爷去世后分了家，因为我爷爷是长子，便继承了老宅和豆腐生意。我奶奶拉扯着三儿一女于艰难竭蹶中聊以度日。当时刚成年的大伯便成了家中的强劳力，所幸还有一个忠诚老实的名叫王铎的长工帮忙料理乡下的十几亩土地，农闲时便回来帮忙磨豆腐。后院连着豆腐坊，在一个由黄土和石块垒起的圆锥体平台上架着两扇石磨盘，用红胶泥粘住下面的那盘磨，上面的一扇套在一根实木的轴上，还有两眼一粗一细的洞，称为磨眼。边上固定一磨杆，连着骡子的套项，骡子一走，磨扇便轰隆轰隆地转了起来。磨齿间便流下奶白色的浆液，散发出有点苦涩的香甜的豆腥味道。我奶奶抱着我那还幼小的父亲，坐在磨子一边，往磨眼里加着浸泡了一夜的黄豆。奶奶盯着磨眼久了，眼睛困了便流出眼泪，我的父亲便一边用小手擦着她的泪一边说，妈不哭，娃听话呢。我奶奶便呲地一笑说，我娃知道疼妈呢。家中的那头骡子很是通人性，只要套上磨子，不待人吆喝就飞快的走开了。有时转得快能把人的鞋踩掉，王铎就走在它的前面限制它的速度。那头骡子就这样整日价默默地拉着石磨，奶白色的豆浆夜以继日地流淌着。我的大伯晚上害怕瞌睡误了点豆腐，就在两手指间夹一只点着的香劳作，瞌睡了，被香头烧醒，又继续干活。我的大伯也是一个诚实而又勤快的人，他念过几年私塾，一生恬淡，谦和处世，有着长子对家人的责任，单薄的肩上挑着一家人的吃穿受用。而我的二伯夫却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赌博、抽大烟，沾染了纨绔子弟所有的恶习，我的二妈虽说也是西安一家大酱园掌柜的女儿，可是无法忍受我二伯父那些毛病，便离他而去。二伯父的花销很大，便不时地向别人借钱，一年四季家里总少不了讨债的人。尤其到了年关，小年一过，家里总会有几个来讨债的人守在房檐下。那时家里的财政不是宽裕。奶奶镇定自若地坐在堂屋里，指挥儿女们料理年关的事情，过年要用的白面细米、蔬菜猪肉、白酒清茶、卷烟水烟、洋布绸棉、炭柴、灯油、手纸、笤帚、簸箕、针头线脑等，叫王铎赶上骡车装扎实，拉运到宅院门前一一搬卸到家中。媳妇们大扫除、做年饭、厨房里整天都是冒着雾样的蒸汽，飘出诱人的煮肉的香味。等到晚饭前，我奶奶便打发我大伯去把巷子里一个姓师的绅士请来，给每一个债主六个银元，师绅好言相劝，那些债主才怏怏不快地走了。开饭了，我二伯父也回来了，我的奶奶不说一句话，为的是过年讨个吉利。其实，我的二伯父那时已经有病在身，吃不下饭，经常呕吐，发烧。不久的一天晚上，他睡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静静地离开了大家。那时，大家只知道他有噎食病，后来才明白他得的是食道癌。大伯是卑微的，被我的爷爷起了一个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名字，名生鑫，可在他的一生中却与金钱没有缘。他常穿着对襟短褂，头戴一顶黑丝绸的瓜皮帽，一双牛鼻梁的麻鞋噗哒在西安城的大街小巷，吆喝着，白露湾老樊家豆腐、麻绳子提不断的豆腐、双折晶交的豆腐皮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西安便聚集了许多官员、军人、学人、商人、演艺界名流。日本兵打到潼关，日本的飞机经常来轰炸西安，炸死了不少的人，古都一片惊慌。就在那时，大伯放弃了豆腐生意，参加到了抗日的洪流中，被推举为当地的保长，宣传抗战、组织募捐、派粮派款、动员轻壮年上前线，显出了非凡的才干。此后，他突然地发现，自已原来麻木隐藏的热情焕发了出来，他的眼中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亮光。他知道现在的劳碌是为了民族的利益。那时，他就站在大巷子街口，站在那口甜水井和那盘石磨旁边，如果，他可以，他一定会说，我活在民众之中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起，他便毅然辞去了政府的职务。重新打理豆腐生意。他卖了在举院门的铺面，用所得的钱在乡下购置了几亩地，谁知却被官司缠身，原来他买的地是骗子用伪造的假地契诳他的。不久那头骡子也得了结症而死了。家里人都舍不得吃肉，又怕人偷着吃，我大伯和王铎便趁夜色将它悄悄地埋了。为此，我的刚刚懂事的姑姑还哭了几天。后来，我的大伯回忆说，人应该吃一点亏，了解一下自己意志的坚强与薄弱，用发麻的舌默默地舔舐伤口，重新打造自己的魂魄。当然，大伯的原话是很通俗的，不像我这里如此书面而又挠舌。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曾有人揭发说，我大伯当过伪保长。但一经调查，都悄悄地了无声息。后来我想，一是和党的政策有关即在抗日战争后脱离伪政权的不计历史问题；二来还是我大伯的口碑好。由此不得不佩服老人的远见与智慧。
五
我的姑姑长的俊俏，在白露湾算是一枝花，粉白的皮肤透着淡淡的红晕，好像是天天用豆腐水洗过一样，散发着香甜的豆汁气味。我的姑姑不到十八嫁给了西门洋炮局张姓白药匠的儿子。白药匠是从湖北汉阳兵工厂来的专门兑炸药的工程师，到德国留过洋，在世界上最大的可掳伯兵工厂深造过，他和外国工程师住一样的二层小楼，拿一样的工资。我的姑伯是学公路的，毕业后就在西北公路局工作。姑姑出嫁时，我的奶奶将太爷爷留下的一对清代景泰蓝的花瓶和她出嫁时我爷爷送她的一对老坑玻璃种翡翠的耳坠做了嫁妆。也算是给老樊家挣了一点脸面。姑伯写着一笔漂亮娟秀的字，胸前总是别着一支派克金笔，显得文雅清秀，每次回到岳母家都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婚后不久，我的姑伯便去了兰州，住在当时建在兰州自由路上的唯一的一座大楼上，据说叫西北大厦。在哪里他参与了设计勘探从兰州通往西宁的一条公路。后来，我在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看到我的姑父和几个工程师站在青海享堂镇湟水河的一座桥上，我的姑父鹤立鸡群般地站在人群中，修长的身影显得英姿勃发。
大伯不愧是西安老樊家的长孙，在他的血液里流着陕西人倔强耿直的遗传因子，不仅他传承了这种品质，我的姑妈、父亲也有着这样的品质。陕西老乡一代学人吴宓也说，陕西人倔、直、硬、勤。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当大官的陕西人不多，也许和这品质有关。在我们的家族中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人，经商也好，从政也好一般都是中不溜的，从遗留下来的老人们的照片来看，都有一张得之遗传的忠诚厚道的脸相。我的奶奶出嫁前也是茶张村一财东家的闺阁，她在西安解放前的几个月逝世，儿女们给她老人家办了一个十分体面的丧事。我听我的母亲讲，讣帖发了上百张，半个大巷子都扎了席棚，光流水席就开了一百多桌。出殡的那一天，送葬的队伍有半里长。以前，每逢过年过节，我的父母都要将奶奶的照片摆在家中祭奠，无非是摆上几样可口的饭菜，上一杯老酒。照片中的奶奶已是老年，但颜面光洁，眉目精致，一幅不卑不亢的姿态。
最不可思议的是那眼一向水旺的井，平时夜里都能听见咕咕咕吐水声音的甜水井竟也渐渐地干涸了。这是家业衰败的兆头，二门、三门的家乘机迁走了。在老西安素有口碑，辉煌了几十年的白露湾大巷子樊家豆腐的金子招牌最终也悄悄改换门庭交给了那个靠卖豆腐渣发家的亲戚了。到此，大巷子老樊家只剩下了我家和四爷家，渐渐二门、三门的亲戚都失去了联系。
许多年后，当我一次出差西安，在一天的早晨，我又找到了西门城墙根下老樊家的古宅，遗憾的是已成一片正在拆迁的工地。西安老城改造的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中，西大街两面的旧铺面也都拆了，城墙下的马路也正在改造成环城公路。我凭着记忆，找到了老宅的后院，猛然间看到灰土下半掩着一盘石磨，我的眼睛一亮，血液涨满胸口，那不是老樊家的石磨扇吗！是我不止一次在梦中看见的那盘老磨。它正以冰冷的状态匍匐在灰土下，日光斑驳地洒在它的身上，它似乎匍匐了许久，在那片废墟中显得格外不同。看着它粗粝的外表，看着它与来来往往的人群对视，我感到天地万物在沧桑中战栗。那盘磨在寂然不动中显出神性的淡漠，我也许都永远无法读懂它。我只能心存感激，感激它的奉献，感激它对我们家族的拯救。它同那匹骡子、那口甜水井同样是我们家族的恩人。
六
父亲念了几年私塾后，16岁时，在我姑妈的帮忙下进到了西门洋炮局当一名学兵。洋炮局是老百姓叫的诨名，其实官名叫陕西机器局，最早是由冯玉祥开办的兵工厂。1930年，杨虎城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主席，他计划利用制造农具的名义 ，使兵工厂脱离中央节制，故将冯玉祥遗留的六个厂子整编为陕西省机器局。厂里有上千工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原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又吸收了一批太原兵工厂的工人 。刚开始时，厂长叫窦荫山。窦荫三是蒲城人，在西安参加辛亥起义。1926年在“西安围城”为守城部队筹集军械、军粮多有贡献。抗战中，他与八路军有联系，通过三原县的一个货栈将武器、弹药交给八路军。他还和南汉宸、魏野畴等***员合办了一个三酸厂，生产硫酸、硝酸、碳酸，这些都是做炸药的原料，也曾多次运往边区。听父亲说，解放后，窦荫三在西安市政协、工商联工作。每逢父亲回西安都要看望先生。
父亲被分配在木模车间，主要加工步枪、手枪木托、枪把，还有榴弹炮车、军马鞍具。父亲的师傅姓曹，是四川人，他喜欢喝酒，赌博，还是青帮帮会里的一个小头目。此人格外保守，即不愿意给徒弟传授技术，还想叫徒弟多做一些活计。我父亲为了尽快掌握技术，便常常拿出微薄工钱中的一部分送给师傅做人情。渐渐地师父做活时便不再打发他去干其他零活了，时间一长，便将师父的技术潜移默化地记在心里。那时出学徒规定是三年，而一年半父亲就已经可以单独做活了，很多技术都是自己偷偷学会的。
枪托都是由硬杂木制成，先拉出大样然后放进燃烧锯末的窑里烘烤一定的时间，再细加工完成。大样烘烤时必须由技师专人看守，以免发生火灾。那天正好是曹师当班，他却又喝了个烂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忽然想起当班的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跑到窑上一看，烘干的枪托已经出了窑，整齐地码在窑口。一眼望见徒弟正酣睡在枪托下，提起的心落了一半，再一检查，出窑的大样质量也合格，才放下心来。车间的领班闻知此事后，按规定将曹师傅辞退了。这件事被窦荫山知道了，便将父亲唤去，寒暄中大加赞赏，并破例给父亲提薪鼓励他在厂子里好好干。 “西安事变”爆发后，贾小侯被杨虎城召回西安，就任陕西兵工厂厂长。贾小侯系我国较早的兵器制造专家。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参加陕西起义。后留学日本。1921年留学归来，先后在东北、广西办兵工厂。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随着日军飞机频繁来袭，不时投掷毒气弹，厂里开始制造防毒面具、研制高射机枪、高射炮。贾小侯为了筹措资金将自己在西安的三套房产变卖，并得到“一元捐机”活动的支持，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办起兵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具和研制火箭炮。这时，父亲被贾小侯任命为城隍庙分厂木革车间领班，负责制造防毒面具。当时大家都尊敬地称贾小侯为葆书先生。父亲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39年3月7日下午四时多，日本飞机又来轰炸西安。先是听到五味什子拉起警报，接着就看见钟楼上，西门城楼上都挂起了红灯笼，厂里的工人也往防空洞跑。不一会就听见飞机从头顶飞过，接着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响了起来。飞机刚过，工人们都跑出来，只见桥梓口、大麦市、土地庙什字，城隍庙附近一片火海，墙倒屋塌，硝烟弥漫，顷刻间街道两边的商店化为灰烬。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浓烟淹没了一条街。来不及逃生的市民死的死，伤的伤躺在马路上，裸露出的残缺不全的躯肢。只见残垣断壁上、树上挂着血肉模糊的内脏、墙上沾着鲜血和肉渣，惨不忍睹。眼前的一切让父亲震栗，激发着他不顾一切地扑向工作。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天晚上还要跑到国立二中听葆书先生讲化学课。原来的防毒面具由细帆布缝制，不能有效防止毒气的侵害。在葆书先生的支持下，父亲便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用皮革和橡胶，密封性能大为提高，在制造模具时，父亲吃住在厂里连续加班，最终研制成功批量生产的防毒面具的模具。
洋炮局里许多工人都加入了青帮。有人便游说父亲，被拒绝。父亲在城隍庙分厂时结识了一个叫王济民的国民党挽马辎重部队的兽医。当时，王济民经常到厂里来拉运骡马用的防毒面具。渐渐和父亲谈的投机，不时向父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父亲参加“社会各界救国会”组织的活动。交往中，父亲知道王济民是***员。1947年左右，一天，王济民找到父亲说，叫他想办法搞几只手枪。父亲明白这些武器的用处，便积极活动，通过朋友，相继从钳工、锻工、机工、刷蓝车间趁上夜班时偷出枪械零件，送给王济民。不久，在青帮中有枪械零件丢失的传言。厂里的青帮老大是警察局的叶新浦，他原是西安青帮内一个小角色，后来，公然以“老头子”自居，以“拜香堂”等方式秘密广收门徒，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恶势力。当时的警察局局长肖炤文以他有帮会势力，人地两熟，任命他为科长，做些侦缉工作。一天厂里来了几个侦缉队的特务找到父亲说，跟我们走一趟，给你寻个媳妇。“寻媳妇”是特务的黑话，意思是送到监狱去。当夜，父亲便被押在了西大街城隍庙西隔壁的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无论特务怎么审问，父亲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是有人栽赃陷害。因为父亲知道，厂里的枪械零件是不入库统计的，丢不丢谁也不知道。敌人在审问不出任何情况之下，准备将他送往太阳庙门秘密监狱，当时，凡是送到太阳庙的人很难活着出来。父亲一夜没有回家，把奶奶吓坏了，我姑妈便托人找到贾小侯，贾小侯听说此事后生气地说，眼下局势紧张，正是用人之际，哪能随便抓人。一个电话打到警察局长肖炤文那里，叫他放人。叶新浦接到命令不敢怠慢便叫手下将人放了。
七
我的母亲是在抗战时走进这个家族的，我的姥爷是西安鱼化寨一个卖粽子、热晶糕的小生意人，家里也有几亩水田。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到姥姥家，一路走一路唱：“马车轱辘儿转得欢，我到外婆家去拜年。大妗子给我油旋馍，二妗子给我包饺子。三妗子给我荷包蛋，四妗子给我肉夹馍。我说，不吃不吃都不吃。外婆问我吃啥哩？我说，油泼辣子便便面。”记得舅家爷的后门有一条小河，河边长着高大的梧桐树，每天早上树上就有一只鹧鸪不停地叫“咕咕苗、咕咕苗”。门前是街道，对面向阳的墙根下常有一个小矮人坐在那里，面前一副夹板，纳鞋底绱鞋。母亲教我叫他萎萎爷，我偎在母亲怀里把头埋得低低的就是不叫一声。我听萎萎爷说，碎娃还看人下菜呢。我姥爷脾气暴躁，经常为了一点小事红脖子涨脸，一对眼睛瞪得铃铛一般，姥爷叫我到他跟前去，我也不去，姥爷就骂道，外孙子萝卜菜根子。我不难想象当母亲被父亲抱进高门槛的老樊家，显得是那样的羞涩卑微，较之大妈、二妈出身富户的城里人，她不能不事事忍让。过门第三天就下厨房围着一口三尺铁锅，脚踩一页砖在案板上擀面做饭。那时日本飞机常来扔炸弹，警报一响，我的母亲急忙往城墙根下的防空洞跑，跑到半路，返回去怀揣着面团又跑，拌到了，面团掉在地上沾满尘土，拾起来边哭边跑。我奶就劝母亲，我娃不哭，一疙瘩面没有啥，没有我的娃可咋办呢。说的母亲大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常常做针线到半夜，别人屋里的灯都灭了，她把灯捻拨的小小的，还在做活。我的奶奶就在堂屋喊，三儿屋里的睡了，看把我娃累下了。我想，出于嫉妒，大妈二妈也许看着婆婆对母亲格外的关心，会在后院，井边切切私语。我的母亲未必不知道这一切，她的宽厚，仁慈是天生的，总是一声不吭地沉默着，她知道自己的地位，她压根就不会和什么人比高低。无论大哥、二哥她总是低着头双手捧着碗把饭端在他们面前。母亲说，自从她进了樊家的门，厨房就成了她的岗位，做饭洗碗。一到冬季，一双手常常皴出口子，奶奶就用凡士林给她抹手，攥住母亲的手说，看我娃也不是下苦的手。
八
西安临解放前，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命令贾小侯将兵工厂迁到汉中的西乡，董钊担心工人不走，便给厂里派来一排士兵和几辆美国的大道吉十轮卡车。一道接一道的命令，逼得贾小侯没有办法，一边应付着，一边做厂里技术骨干的工作。父亲找到王济民问怎么办。王济民说要组织工人护厂反对搬迁，要机动灵活地开展工作，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应付着拖延时间，迎接解放军进城。平常父亲在厂里就交接了一些朋友，大家一起商量，坚决反对搬迁，但也不和当局硬碰硬，和他磨时间。在1949年5月接近解放的前几天，装有机器设备的卡车才分批出发。贾小侯给每人发了二十个袁大头和一袋洋面。父亲是最后一批离开，母亲怕出意外，连夜给父亲做了干粮，将那二十个袁大头小心地缝在父亲的裤腰上。
搬迁的汽车出西安往西南进入终南山，沿着“之”字形盘旋迂回的山路，向秦岭深处逶迤前行。山大、坡陡，简易公路坎坷不平，汽车时常要跨越流水的山沟，动不动就熄火，渐渐父亲他们乘的这辆车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距离。临行前，王济民告诉父亲如果有事可以和户县大王中学的同志联系。眼看着天黑了，汽车不能停在山中，这一带是去陕南的交通要道，扼秦岭之咽喉，土匪出没于山林之间，弱肉强食，互相火并，占山为王。因此汽车不能在这里过夜。于是父亲建议退回到户县。当夜十二点，汽车回到了户县大王镇。父亲立即到中学去找人，赶巧遇见执行侦察任务的解放军王团长带领的战士也到了大王镇。父亲将开回户县的这辆军车的情况作了汇报，并带领解放军接管了军车。父亲记的清清楚楚当时是1949年5月19日凌晨四点。第二天，户县宣告解放。西安解放后，机器厂被军管会接收，一野的后勤部方仲如部长亲自到厂里宣布了命令，将工厂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军械修理厂，父亲被军代表任命为厂里的总领班，负责护厂，修理设备，做一些恢复生产的工作。六月下旬扶湄战役全面打响，枪械、炮车、军马挽具大量涌入厂里急需修理。由于主要设备被搬迁，部分工人没有回厂报道，枪械修理遇到困难。于是，父亲在军代表的支持下，动员工人回厂，组织生产，在扶湄战役中完成了修理任务。1950年9月国庆节前几天，父亲接到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制一批新中国国徽。于是父亲连夜加班，指挥制作，改进工艺，终于在国庆节前将国徽制作成功，受到了西北军区和西北局的表彰。由他们制作的国徽在当年的国庆节悬挂在西北各个军队、政府部门的大门前。1950年到1952年父亲先后光荣地两次出席西北军区英模大会，西北野战军后勤部长黎化南、政委杨林亲自向他颁发奖状佩戴奖章。当时由一野政治部编辑的会刊上也刊登了采写父亲先进事迹的文章。抗美援朝中，当时的报纸也刊登了父亲作为技术革新能手的报道。
九
1953年西安的军械厂搬迁到兰州和山西太行晋绥兵工厂共同组建为“西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四厂”，后更名为“西北军区军械一厂”，1959年更名为“兰州军区后勤部军械修理厂”，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三二三工厂。刚来兰州时，工厂被安置在土门墩的机器局。甘肃机器局的历史渊源颇深。史载，陕甘总督左宗棠于1869年在西安筹建了一个兵工厂名为西安机器局。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西安机器局也随之搬迁到了兰州，最初建址于兰州城南畅家巷，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当时的兰州制造局厂房简陋，但制造出的枪炮却名噪一时。1907年8月，兰州道台彭英甲将该局迁至兰州市大众巷，并更名为兰州机器局，当时厂子里有100多人，主要负责修造枪炮、制造弹药。1917年，盘踞甘肃的军阀张广建，又将兰州机器局搬迁到城西旧举院萃英门内。1926年，在冯玉祥西北军任师长的刘郁芬统治甘肃，又把兰州机器局改名为甘肃制造局，制造枪炮弹药等，以供军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接管了甘肃制造局。1941年9月改名为甘肃机器局，除了修配军械，还仿制一些比较简单的皮带车床。1942年，为避免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工厂被迫迁到西郊土门墩。解放后，甘肃机器局更名为兰州通用机器厂。我曾经去过兰州通用机器厂，工厂面积较大，工人也多。然而父亲他们的军械厂在通用机器厂的上方，那是一处比较秘密的所在，接近彭家坪，约有上百亩地，像是一处小型兵工厂。我翻阅过有关甘肃军械制造局的变迁历史，其中没有人提到过这处地方。据我的观察，此处大约是在抗战期间修建的以专门修理枪械为主的机器局的分厂。这里有两间大的厂房，一为铸造车间，一为机工车间。后来又新盖了木革车间。厂内有家属院、单身宿舍、大礼堂、供销社、庙宇、小教堂、辘轳绞水的水井，以及警卫班营房。整个厂区被围在一圈土墙里。厂里靠近南面还有并排三个大土包的坟墓，1958年大炼钢铁时，将其中的一个大土包改为炼钢炉的送料台，墓道被打开，才知道安葬的是一个清朝官员。出土有官服、佩刀等物。厂部安置在一座白色的建筑里，四四方方，连在一起大约有十几间房屋。记得小时候，经常到那座有庙宇和教堂的小院子里去玩耍，那个院子是台阶式的，最上面一层是警卫班营房。二层是小庙，庙门是锁上的，我们趴在门框上向里张望，塑有佛像。下面一层是一个天主教的小教堂，门也锁着。最下面有一排窑洞，半掩着，朝里看，有许多用红布包裹的婴儿尸体，像是一次传染病后遗留的。有时候，我们小孩会打赌谁的胆子大，找来手电筒会钻进那些大土包的坟墓里去，但墓道在一半的地方已被封死。这些清朝官员的墓早被人掘过，那半截子墓道变成了我们捉迷藏的去处。在车间和家属院之间有大片的空地，长满荒草，就在那些草丛里储藏着孩时的无限乐趣。我们在哪里捉蚂蚱、螳螂，一次能捉许多。我将它们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纸盒里，到处炫耀。有时在哪里还会有更惊喜的发现，一窝土拨鼠活动在洞的周围，见到人一个个胆怯地钻到洞里。我们便提来一桶水朝洞里灌，小鼠湿淋淋地爬了出来，一个个束手就擒。
十
一年后，厂里在家属院旁边盖了一座小学，当时来看在兰州也许是最漂亮的小学校了。校园不是很大，但很精致。有田径运动场，足球场，我们那时的体育用具都是厂里做的，单双杠、铁环、跳绳、标枪等。我记忆中，玩的最多的是滚铁环。大铁环用拇指粗细的钢筋圈成，套上几个小小的铁环，用一个弯成u型带柄的铁钩推着跑，叮铃铃一路响来，煞是诱人，十几个小孩一起推着跑，在校园里也是一道风景。一下课，赶紧跑去领一副铁环，满操场转。我们的教室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小二楼，青砖红瓦，紫红的木门竖立在校园紧靠北面的院墙边。每天早上在二哥的带领下，我和妹妹背着各自的小书包，高高兴兴走进校园，成了我现在最美好的回忆。我那时也是很顽皮的。记得一次，我将来学校积肥的一个农民伯伯挂在小树上的干粮袋藏了起来。快放学时，那个农民在校园里大嚷大叫，说他的干粮被人偷吃了。我当时很怕，二哥和厂长的儿子尤延年是少先队的中队长，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胳膊上带着两道杠徽章。他们很负责地帮那个农民找，我便悄悄告诉二哥干粮是我藏起来的。二哥将干粮还给那个农民时，什么也没说。放学的路上，二哥拉着我的小手教训我，以后再也不要给他捅娄子。我感觉二哥捏着我的小手好痛，知道自己错了。我们那个子弟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四个班，共有五个老师。其中一个教算术课的是一位姓张得女老师，是兰州军区张达志司令员的侄女，她是陕北人，普通话说的不够标准，口音里总带着山西腔。我们这帮子弟多一半是从西安来的，少一半是从山西来的。由于大部分孩子都说西安话，渐渐厂里的孩子都说一口西安话。据说十几年不变，到了1980年代，在子弟们中流行的西安话才被普通话代替。还有一个女老师姓杜，长的很漂亮，由于他的父亲当时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后来被厂里辞退了。杜老师给我们教音乐、图画。我最喜欢她坐在一架风琴旁弹奏歌曲的样子，恬静、端庄，微笑轻轻地扬在她的嘴角。我们那时唱的最多的歌曲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而，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小白菜》，在杜老师悠扬的琴声中，我们唱着“小白菜呀，地里黄呀……”，舒缓、悲切、抒情。多少年后，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时，我都会想起那个消瘦白皙沉静温和的杜老师。后来，杜老师嫁给了厂里的一位工人，那位工人后来在我父亲的推荐下当了木革车间的主任。生活困难的那几年，杜老师的父亲常常会给他们寄来一些营养品，就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有人还给他们夫妻贴大字报。1980年，杜老师的父亲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美国回来，曾到厂里去看望他们。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调到84548部队，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家宴。这中间也有一段可笑的插曲，当地的政府为了撑门面，特别派人到杜老师家中访问，交代他们注意保密，还给他们无偿地添置了一些家具。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才知道杜老师的父亲是华裔美籍汉学专家，那次访问是受邀在甘肃师大讲学。给我们教语文课的是一位男老师叫刘鉴，长得高大魁梧，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凡学校里的通知、公告、奖状、毕业证都是他写的。我至今还保留着我的小学毕业证。每当看到那上面娟秀清丽的毛笔小楷，就会想起刘鉴先生。刘鉴先生古文底子好，能背诵《古文观止》和桐城派散文，尤其喜欢唐诗，以及古今名联，他写的联子讲究对仗，合仄押韵。经常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写联子，写诗。我以后读了许多的古典诗词，大多都忘记了，而那时刘鉴先生教我们的联子和古诗到现在我还能背下来。如“日照龙鳞万点金，雨洗羊毛一片毡。”“残月晓风杨柳岸，淡云微雨杏花天。”还有一首集《曹全碑》句联 “诸子百家不分门户，名山大川各效文章。”与我印象极深。记得那是1960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写的一篇作文被刘鉴先生推荐到市教育局，后编辑到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我记得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纸张发黑、印刷粗糙，然而它却对我以后的写作生涯不无影响。
十一
1955年我的母亲追随父亲拖儿带女地从西安来到兰州也在军械厂当了一名工人。父亲在军械厂工作了二十多年，先后被任命为木革车间主任、生产科科长。1960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1958年大炼钢时，军械厂在后勤部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炼钢厂，当时的后勤部部长高诗德点将叫父亲出任钢厂厂长。由于连续工作过于劳累父亲不幸从二十多米高的炼钢炉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母亲跟随着救护车陪父亲住在了军区总医院。当时两个哥哥已经上中学，由于离家远他们都住校。我刚上厂里的子弟小学，妹妹带着弟弟上幼儿园。记得清清楚楚，不到六岁的妹妹为我们做饭，脚踩小板凳和面擀面条，不幸从凳子上掉下来，磕破了膝盖，不叫我看。她也像妈妈一样还为我们炒白菜、炒土豆片，每次将饭菜端来前都要把碟子边上淋得菜汤擦干净。父亲出院后，母亲回家看见妹妹做饭掉着眼泪搂着妹妹说，我姑娘真像个大人。从此父亲便落下了胸痛的病根，后来发展为肺气肿。相继三次住院治疗每次都报了病危，他凭着坚强的意志每次都从死神的手中挣脱出来。
我们叔伯兄弟一共十人，按忠信、忠孝、伯胜、伯利、伯顺、伯忍、伯让、伯祥、满城、伯正，一路排列下去。满城是我的弟弟，由于四爷家没有男孙儿，在我大伯的说教下，我母亲流着眼泪将他过继给了四爷家。我这个弟弟后来也有出息，在咸阳医疗器械厂工作，曾出席全国工会先进代表会议。我的叔伯大哥叫忠信，那年他正在西安读高中被我的父亲带到兰州，在军械厂机工车间当一名车工。从他结婚到生子都是我父母一手操办。1965年，叔伯大哥调往平凉组建新的军工企业，后来任该厂总调度。我的叔伯哥哥伯利和我大哥伯胜是同年出生，1958年也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来到兰州在军械厂工作。他是开龙门刨床的，活比较累，因此饭量也大。我记得清清楚楚，1960年生活困难时，每到星期天，他都要将我带到城里去逛自由市场。买大饼的人手里只拿一个大饼，怕被人抢，将饼夹在咯吱窝下，嘴里吆喝着，大饼一个3元。饭馆里买的牛肉面、凉面、打卤面一碗5元钱。怕被人抢，门前都有一个大汉把门。一次伯利卖了两碗凉面，我在桌前守着，他刚一转身去端第二碗时，一刹那间，只见一个衣着还算干净的人，叉开十指将盘中的凉面抓走，边跑边吃。我被吓呆了，伯利急忙追了过去，那人便往凉面上吐了几口唾沫，见状也没心再追了。记得还有一次，伯利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同事那里换回来一斤豆面叫我母亲给她蒸发糕。那一斤豆面用报纸包着，见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母亲说，娘（陕西人将叔父妻叫娘）把它发的大大的。那晚伯利上夜班，我母亲给她切成几个小块装在饭盒里。他临走时还是悄悄地给我的书包里装了一块。他饿得实在不行便悄悄地跑回了西安。我父亲一个电报打到西安，他回来了，可还是被厂里除名了。文革前后的十年中，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练。先是在部队服役的大哥出了事。大哥1959年刚满17岁便入伍了，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青海，为玉树军分区骑兵五一支队。入伍第二年大哥被安排参加军分区医院医护培训，回到部队后担任卫生员。这支队伍常年执勤在高海拔藏区，当时正值西藏平叛，经常有叛匪袭击部队，部队也随时执行平叛任务。在一次追击叛匪途中，部队经囊谦进入西藏念青他翁山一带，由于高原缺氧，许多战士带病坚持在火线上。一天晚上，大哥主动要求站岗，不幸昏倒，枪走火击中腿部。由于离地区医院太远，几天后伤口感染炭疽，等到送到医院只能截肢来挽救生命。20岁正值美好年华，失去一条腿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消息传到兰州，父亲赶到西宁军区医院，望着泪流满面的大哥，也止不住流下了行行眼泪。我大哥回到兰州后，做为特殊照顾也被安排在军械厂，在木革车间做车工。出师后他带的一个徒弟上海人姓张，二十年后，徒弟张出任军械厂副厂长。我二哥出生后不久由于大哥经常生病，他被寄养在一家生活还算殷实的旧职员家庭。其继母对他很好，家中还有一个妹妹，生活的十分愉快。我们全家迁到兰州时将二哥也带来了。为此我的二哥经常想念他的继母和他的妹妹，一心想回到他们身边。在我二哥上中学时，他便一个人悄悄扒火车回到了西安。先是在西安财政局当一名通讯员，第二年也光荣入伍，服役在北京丰台。先后被评为优秀射击手、五好战士。1964年复员回到兰州被安排在军械厂检验车间当一名枪械校对工。我那时刚上中学，每回放假回来便去靶场看二哥校枪。手痒痒地央求二哥叫我也打几枪，二哥原则性极强，尽管我如何央求，说我在学校也是民兵，军训时也打过枪。可他就是不答应。二哥人十分勤快，总帮邻居干活，而且在一帮子弟中威信也高。那时，他的一个女同学十分喜欢他。那个女同学的父亲是从晋绥太行山兵工厂来的，当过八路军敢死队的队长，任军械厂财务科科长。他家和我们家是邻居，我常到他家去玩，我和他家的老三老四儿子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总约铁路子弟、军区汽修厂子弟赛球。我二哥在部队时他们也通信，后来这个女同学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工作。文革前，我二哥同我叔伯大哥一起去了平凉。
文革开始了，先是厂里来了工作组，后来，有人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一次在批斗工作组的大会上，厂里的主要领导也被造反派揪上了台。造反派问，你们说是党委领导工作组还是工作组领导党委。造反派有意看党委成员谁能站在他们一边。沉默了一会，突然一个造反派头头指着我父亲叫他回答。父亲当然知道他们的意图，但他还是回答说，从组织原则上当然是党委领导工作组。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个造反派头头恼羞成怒向父亲喝道，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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