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他，别人也。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种文化，乃至一个国家和我们的这个星球，一定都有“我”与“他”的区分，有了区分就一定有联系。说到“我”和“他”，每个人都会感觉“我”之外的就是“他”；一个家之内的是“我”，之外的就属于“他”了；这样推下去，一个国家版图之内的为“我”，版图之外的则为“他”；就宇宙之内，地球为“我”，其他星球则是“他”。
我与他是有界限的，有中心，也有边缘。并且，中心和边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
许倬云教授的《我者与他者》，就是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即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中心和边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所谓“中—外”关系，当是一个国家或文化系统，当面临“他者”时“自—他”之间的互动。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我者”是指位居中原核心并掌握文字记录及丰厚资源的族群；相对而言，“他者”则被视为“非我族类”，僻处边陲。
这种“我─他”关系除具身份问题的意义外，也涵盖多个范畴，包括：中国——其它国族、中原——其它族群、中央政权——地方社会、社会上层——平民、文化正统——新兴信仰、市场经济网络的运用等。这六个系统的变动、互相影响、内部的变化，会改变六个系统之间的相对功能，牵动各系统内部的调节与适应。
在东亚大陆，中国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五、六族黄皮肤，黑眼睛的人居住着，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文化，并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如：红山文化，约在公元前3500年；大汶口——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4500——公元前2700；良渚文化，约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250年；石家河文化，约在公元前4600——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800年。这些族群及其文化系统同时并存，各擅胜场。他们又彼此接触，有着相当的商业交换和文化交流，必定有着“我—他”的相对概念。
时光向前，就进入了我们熟知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的上古时期。我们称为“夏”朝，是一些认同于一个共同体的族群，有着他们的活动地域和文化系统，在晋南豫中豫东一带，称为“西夏”。夏的“他者”是“夷”，就是身背大弓的人，处于渤海冲积平原，称为“东夷”，也就是殷商部落，有着富庶的生活和高文化水平。“夏人”以农耕为主。
“商”取代“夏”，建立了中国古代真正的霸权。一是商人确立了完整的中国文字书写系统，二是商人构建了复杂的国家组织。由“夏”至“商”及其后的“周”，取得了记录和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由此奠定了“中原”为中国核心之正统。殷商时的中原已经有其多层的格局：中心是大邑商，其周围是“子姓”分族居地，往外是由殷商势力控制的四方，更外则是各种方国，其中有友好的人方，和战不定的周国，及敌对的鬼方。这一格局在后世的中华天下就是“五服”、“九服”的同心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差序格局。奠定了中华帝国体制的控制之基本模式。
“周”以弱克强而代“商”，建立了分封制度，则是上述同心圆模式之外，另立网络模式。分封一些王室亲戚常驻要塞，拉出几条线，以控制相当广袤的“面”。用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宗统与君统相叠，血缘与政治结合，这双重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经春秋，战国，最终秦——一个西部小国战胜其他六国，统一文字、货币和衡器，中国从此真正地形成。“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君臣综合战国许多政治改革的经验，构建了行政网络和交通网络，二者配套，奠定了“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寄托的政治共同体。嗣后两千年，中国屡乱而不败。实因秦代打下的基础。这让我想起余秋雨说的：
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的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借我一生》P506）
在冷兵器时代，干预和侵扰华夏世界的主要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胡人。胡人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他们族属各有渊源，原居地也不相同。然而，这些人群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构成对中国的重大威胁，甚至入主中国，改变了中国，也融入了中国。“胡人”作为“中华”的他者，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直到热兵器时代有了从海上进入东亚的“洋人”，中华才面对另一种“他者”。而且在后一种“他者”的干预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经过与“他者”的不断冲击和交往，中国这个“我者”日渐壮大起来，内涵也更具丰富。作者认为，复杂系统的“内—外”、“我—他”关系，最重要的不在于族群之间的分合，而在于文化的认知。阅读本书，使我们既能对自身“中国人”身份的形成过程有更具深度的历史反思，也能对我们处身于其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采取一个更宏观的视点，抱有更开放的态度，毕竟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经过与历史上无数的“他者”的纠缠融合，推陈出新而形成的。
作者认为，至于复杂系统的“内—外”、“我—他”关系，最重要处，不在族群之分和，而在文化之认知，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已卷入西潮，西方文化已为今日中国之主流，“他”已转化为“我”，而中国文化本身已遭摒弃，不过是一缕微烟。今天中国人是在邯郸学步后，匍匐而不能归。因此当前要务，却是如何重新整顿世界文明共同遗产中的这一大片，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
2011年12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