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望着北方， 弹琴把老歌唱
　　没有人看见我， 我心里多悲伤
　　我坐在老地方， 我抬头看天上
　　找不到北斗星， 我只看见月亮
　　
　　我走过了村庄， 我独自在路上
　　我走过了山岗， 我说不出凄凉
　　我走过了城市， 我迷失了方向
　　我走过了生活， 我没听见歌唱
　　
　　今天是10月30日,突然想写些东西...
　　当野孩子乐队主唱小索逝世后一周年的今天,在亚运村无名高地酒吧一个小型的纪念音乐会,野孩子的朋友们一起悲伤地纪念这个一辈子用灵魂唱歌的民谣歌者.
　　小索,这个兰州人，野孩子乐队主创人员,2004年10月30日，因患癌症去世.
　　我和他素未平生,可是从我朋友对他的回忆中和他的音乐中.总让我矫情的悲伤起来.
　　
　　民谣这个被人们遗忘的野孩子,他就像小索这样的人一样在生活里努力下挣扎着.小索那个用灵魂歌唱坚决不苟同商业化的一个人,就在去年的今天离开了.
　　
　　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下.人们忙碌着...他们忘却了仰望天空,他们忘却了流泪,他们忘却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还认真的仰望天空去寻找那北斗星.总有人认真地独自歌唱...独自忧伤着..
　　他们不追逐流行时尚，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音乐从不会过时。
　　他们的乐器大都来自西方，但你可以听出他们的音乐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西北的民间音乐。
　　他们是野孩子，来自中国西北。
　　
　　“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张佺说“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
　　由于出生于一个有着浓郁民间音乐传统的地方，小索和张佺有着对歌唱最本质的爱。
　　
　　小索曾经在兰州的建筑工地上听过工人们(大部分是民工)唱歌。对他们来说，歌唱作为一种力量支撑着他们艰难的生活。
　　
　　张佺的童年是在甘肃和青海的农村度过。在那儿，他从土地是劳作的农民那儿学会了唱歌。那些农民用自然的声音歌唱着生活的快乐和忧伤，这深深地影响了张佺关于音乐的理念.
　　
　　"从明天起,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真心希望小索可以在天堂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来写野孩子感觉太单薄------
　　
　　小索亲友于2004年11月1日纪念小索
　　
　　每次想起小索，总是先想起来他笑的样子。很少见到那样的笑，声音不大，却非常爽朗放肆。他的鼻子皱在一起，眼睛只留下一条缝，嘴巴咧得大大的。
　　小索从兰州来，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成年人，笑起来那么象孩子——而且是那种站在西北黄土坡上，穿着半旧的绿军装，手持小鞭子的放羊娃。我曾经一度迷上了他的笑容。说实话，那样笑起来，原本好看不到哪儿去。
　　
　　他个不高，又瘦，脸被多年的西北风吹出很多皱纹，一副饱经风霜.可是他身上始终有一股特别年轻的神气，靠近他的人就会非常希望看到他笑起来。他那样笑，连周围的空气也变得很舒展。2000年秋天，我和小索及张佺做过很短的邻居，那时是“野孩子”乐队来北京的第四个年头。当时小索的头发很长，我们虽是邻居却很少交流。
　　我习惯叫他俩“小泉水”和“小锁头”，一这么叫的时候，小索只是呵呵笑。我从来没想起过问小索的全名叫什么，直到后来在讣告上才知道，他叫索文俊，兰州人，生于1970年，于2004年10月30日上午10点20分，因为晚期胃癌不治，在北京去世。
　　我终于知道“小锁头”是这个“索”字，却再也没机会这样称呼他了。
　　
　　第一次看“野孩子”演出是2001年夏天，那天晚上LOFT俱乐部的后花园空气清新，没有多余的废话和毫无干系的打扰。当粗砺不羁的音乐声响起，我楞了一下，未经刻意雕琢的乡琴，手鼓和歌声浑然一体，把整个夜晚的色泽打磨得发亮，气息里也搀杂了几许黄沙.
　　再看台上小索和张佺——微闭着眼睛，端正起身体，对着麦克风心无旁骛地大声唱着。小索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平日的羞涩和笑容。在演出间隙，手风琴手张伟给我解释了一些听不太明白的歌词，“你们的手都满上了，把我们的姑娘的心都整得病上了”。他告诉我“野孩子”的音乐来自西北的民歌，来自甘肃、青海的“花儿”、“信天游”……那是青天黄土孕育的声音，朴实的诗歌，干燥温暖，湿润悲凉，直击心脏。回到家，我写了“怒火中烧的野孩子”，说他们的歌里能听到“大慈悲”。
　　
　　“野孩子”在北京的水泥丛林中坚决地歌唱西北的太阳。每一年，他们总去参加甘肃的花儿会，回来时人都黑瘦了几分。这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所有乐队中最刻苦，对待排练最严肃的一支。张伟跟我说过，他第一次去看“野孩子”排练是酷暑天气，发现四个人在一个地下室里，连风扇都不开，满头大汗地练习和声，当时就毅然决定加入这支乐队。后来我看过几次他们排练，发现他说得一点都不夸张。排练的时候他们少有笑容，一次次无止境的反复，聚精会神，苛刻近乎疯狂。他们对每一次排练和演出，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不有丝毫懈怠，并不为了扬名立腕，甚至主动规避在过度迎合大众口味的流行音乐中迷失了自己的声音。
　　
　　2002年8月，云南丽江玉龙雪山音乐节上，“野孩子”本来被列入开场式中，和一些相对主流的知名歌手以及乐队同台，但他们拒绝了。“倒不是因为别的，你看我们的样子，和他们根本就不搭调嘛。”小索又是呵呵笑着，向我亮了亮半新不旧的土布棉衣上的破洞。
　　
　　“野孩子”无疑一直是北京地下音乐的中坚力量，他们团结了许多固执的歌唱，热爱游走于城市边缘，用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去对抗现实冰冷的人们，
　　“美好药店”、“废墟”、“舌头”、“木马”、“布衣”、“木推瓜”、赵已然、王凡、万小利、小忠、周云蓬、王娟、张浅潜、谢天笑……还有乐评人严峻、来自美国的音乐制作人柯马修以及诗人、自由摄影师、地下电影导演、独立记录片制作人等形形色色的北京游魂。
　　
　　他们未必人人都能操起吉他歌唱，却个个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心中高唱属于自己的歌。2001年3月，小索与朋友在三里屯南街一起创办了名叫“河”的酒吧。开始，只是20平米的小小空间，朴素的木质门面，乐队坐在酒吧中央，周围的观众只能拥挤簇拥着，随意弹唱，随着人数增多，他们盘下旁边一家酒吧，打通墙壁，修了简单的舞台，购置调音台和音响，河酒吧成了越来越有形有状像模像样的音乐根据地，吸引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深深怀念那些个河酒吧的夜晚，台上台下用音乐煽风点火，有人爬上桌子，有人醉倒在地，有人无法自控地冲上台抓起一把琴或麦克风。往往开始是某支乐队在演出，到后来就成了若干支不同乐队的即兴大拼盘。可以是民族或者BLUES，插电或不插电，有人声演唱或只是乐曲，搀杂着手鼓、笛子、手风琴、瓦热普、口弦、摇铃、雨棍以及各种古怪的乐器，没有人制定规则，没有人被拒绝在外面，音乐就那么象河水一样肆无忌惮地流淌。“美好药店”的小何经常在演出间隙里拍卖自创的书法作品和T恤，吧台可以买到每一张你在酒吧里听到的音乐专辑。到了夏天，门外总是挤满人，或蹲或坐在窗根前，手里提着啤酒瓶子。一个朴素的中国小伙子刘义伟和几个意大利姑娘合伙卖他们手工制作的小饰品——大概很少会有人想起他当年也是叱咤一时的重金属乐队吉他手。他们吃羊肉串和烤馕，抽莫合烟叶，聊天，大笑不止，打手鼓，唱歌，那些活泼的外国姑娘穿着鲜艳的民族裙子旁若无人地跳起舞。三轮挎子是这些人常用的交通工具，有时候一辆挎子上要坐五六个人，满满当当地呼啸而来，天色微明的时候才满满当当地呼啸而去。河酒吧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之家，不会因为你没钱买酒就向你吝啬每一点声响。经常来这儿的人都是沉浸于乌托邦式狂喜里的孩子，音乐是彼此间没有障碍的共同语言。这里有时候会举办主题活动，如纪念海子的演出和诗歌朗诵会，张贴在墙壁上那些熟悉的诗句在结束后可以揭下来带回家；还有“舌头”乐队不插电演出，原来以华丽凶猛著称的舌头也能这么朴实无华——酒吧里的观众溢到街上，窗户上糊满兴奋的脸，那算是“盛况空前”的一次吧。
　　小索在人群中并不多话，他总是笑着听朋友们聊天，跟每个人喝一杯。几乎所有朋友都喝过小索请客的啤酒，当他看到某人似乎心情不太好，就会憨厚地笑着问：“要不要喝一瓶？”，然后主动去吧台拿来一瓶小青岛，默默地陪你喝。我第一次喝那种叫“长岛冰茶”的鸡尾酒也是小索请客。我经常缠着小索让他讲正宗的兰州笑话，喜欢听他浓重的兰州口音，看他咧着嘴乐。心情不好的时候小索会偷偷躲到角落里蹲着喝酒，他有时会胃疼，用手护住肚子，大家都知道他肠胃不好，只以为是普通的胃病，并没想到有无情的病魔正在慢慢向他逼近。
　　
　　无可否认，河酒吧的鼎盛时期正是北京地下音乐暗潮汹涌的时期。这支汇集了各种城市边缘文化的队伍象湍急的河水一样歌唱着感动与幸福，也歌唱着痛苦与斗争前进。到2003年8月，河酒吧转让，很多人惶然失去了最心爱的据点。到了夜晚，居然感觉到如此不习惯和无所适从。大家分散开去，寻找各自夜晚的归属之地，而像河酒吧那样人头济济的喧嚣却一直没出现过。后来“野孩子”暂时解散，消息都是零碎的——部分成员去了云南，小索和同居多年的女友结婚后一直生活在一起。没了河酒吧，这些不信赖现代通讯设备的人们也少了很多联系。大约半年前，听说小索病了，然后一直没有更确切的消息，2004年11月1日上午，我终于又见到了许多久违的人，其中却没有小索。
　　这一次我们聚到一起，居然是为了向他告别。
　　
　　清冷的早晨，协和医院，人们密集地站在一起，在北风里感觉着阳光刺骨。路过的人惊讶地看着这支混杂着各色人等的队伍，一些老人喃喃地说，“都是年轻人，看来走了的这个岁数也不大……”当我们排队进入太平间，身后放着“野孩子”的歌，小索却没有歌唱。他躺在那里，没有往日的笑容，只有最后的安详。严峻在悼词里引用了安徒生童话。“当我想到要来的时候，就请您让我来吧。我将在黄昏的时候栖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唱支什么歌，叫您快乐，也叫您深思。我将歌唱那些幸福的人们和那些受苦的人们。我将歌唱隐藏在您周围的善和恶。您的小小的歌鸟现在要回家了……”
　　遗体告别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坐上开往东郊火葬厂的大巴，坚持再送小索一程。又想起他的笑，再想想刚才看到哭得瘫软的小索的亲人，我的心里揪成一团。大巴上寂静一片，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北京地下音乐人聚集在一辆车上，有点像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的场景。外面阳光灿烂，晃得人睁不开眼，正好可以低下头把泪水挡回眼眶。在车上我给小索的妻子发了几条短信，向她抱歉自己没有在小索走前帮他们做点什么。这个坚强的女子给我回信，“小索是幸运的，有这么多好朋友来看他……我今天晚上带他的骨灰回兰州，火化仪式一完就动身，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以后北京见！”
　　第一次这样为朋友送行。在瑟瑟朔风中焚香祭拜，摘下胸前的白花丢入焚化炉，只希望小索能伴随这一缕缕烟雾进入永远的安宁——也许上苍真的要召回自己身边这个忠厚倔强的孩子了，而留下的人只能含泪说再见。小索的妻子要喝几口白酒，她怕自己独自领取骨灰的时候支撑不住。她没有哭，微笑着说小索在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把自己珍藏的所有CD和影碟收拾得整整齐齐；严峻也说，他在离开前还和大家开着玩笑。
　　
　　小索走了，河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
　　
　　在追悼会之后的酒桌上，在两天后的纪念演出上，大家都不时提起小索的名字，挂念着他的可爱，但是谁也没有更多地悲伤流泪。每个人都在小索身上看到了人生必然的结局，那反而让人感到安心。生活还会继续，心中的音乐也不会就此平息，就像河水不会停止流淌。我又想起那段悼词，“野孩子的歌是大自然循环反复的节奏，小索的来和走，也是一样的平淡。他走了，有一天我们也都会走，但是歌声会再次响起，有生活的地方，也总会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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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还有谁还会这样做音乐...走好,死在青春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