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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中旬，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没想过在这时候要孩子的，因五月份感冒了一次吃过西药，我怕对孩子有影响。确定要这个孩子之后，我不小心又感冒了一次，但这次我忍着没吃药，只用了一些物理方法，比如用厚厚的棉被捂住身子出汗、喝葱头熬的水、冲热水浴，等等。有本书上说，流感病毒对妊娠前三个月的胎儿危害很大，真担心我的孩子生下来会是畸形儿。
　　
　　怀孕后，本想在自己家做点营养的食物，可刘不会做菜，而我的妊娠反应又异常地强烈，闻不得一点油味，只好到婆婆家吃现成的。婆婆吵菜的时候，我要捂着鼻子躲到阳台上，才不至于恶心、呕吐。在婆婆家吃饭，我只能吃饱，根本就谈不上营养，原因是这时候正赶上大学、小学、幼儿园放暑假，刘的弟弟及女朋友、刘的三个外甥女全都聚集在婆婆家“避暑”，刘的姐姐也会偶尔赶来蹭饭，由于天气炎热，又由于家里吃饭的人口突然增多，原本就对吃很节俭的婆婆做菜更粗糙、更简单了。我记得每餐都有一大碗酸豆角（婆婆说这个菜开胃），然后就是空心菜、冬瓜、南瓜、苦瓜、丝瓜等时令蔬菜（每餐至少有两大碗），再就是排骨或炒肉一碗。反正我这孕妇享受不到一点特殊照顾，现在想来，真是有愧于儿子，那时可是儿子的第一个生长高峰期。
　　
　　我的妊娠反应除了对气味敏感外，就是嗜睡了。每晚从婆婆家吃完晚餐回到自己家，就开始犯困，为了使孩子具有好静、爱阅读的天性，我喜欢睡觉前看一会书，我在木地板上铺了一床席子，然后躺在上面看我那时最喜欢看的《围城》，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所以，那个夏天，我基本上是在八点半左右在《围城》的某个情节里入睡的。
　　
　　怀孕期间，我的肚子一直都显得很大。3个多月的时候，我的肚子象四、五个月那么大了，那时，我上、下班还骑自行车，虽然我很轻松，但许多同事却为我捏了一把汗：“你还骑？你不怕流产？”
　　
　　7个多月的时候，我的肚子看上去像快生了，有人开玩笑地问我：“你去照了B超没？是双胞胎吧？”因婆婆生过一对双胞胎，我有点怀疑刘遗传了他母亲的“特异功能”，但我从未照过B超，我在一本书上看见一种说法，说是B超对胎儿有影响，特别是女婴。所以，我的孩子生下来之前，我对生男孩还是生女孩、生单胞胎还是生双胞胎都不是太在意。
　　
　　怀孕的后期，听说多走路有利于生孩子，于是，每天晚餐后，刘都会陪我散步。那时的城市环境没有现在干净、漂亮，也没有绿化休闲广场，我们每晚只能围绕几条主要街道溜达溜达，累了就在路边坐上几分钟休息一会……那些散步的日子，是我和刘的婚姻生活中最默契、最和谐的日子。
　　
　　散完步回到家里，我会对孩子进行先天培养，就是边看电视，边把随身听的耳机贴近肚皮，音量开到最大，让孩子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如果孩子睡着了没反应，我就用手在肚子上轻轻地压几下，这样，孩子就被吵醒了，接着会伸展四肢在我肚子里手舞足蹈。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抑制不住地兴奋，大概每个做母亲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与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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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正月二十五，公公六十大寿。这天白天，我身体不适，去附一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羊水破了，要赶紧住院。我回家告诉公公婆婆，他们说没关系，等到阵痛时再去医院都不迟，我想他们生了六胎五个孩子（双胞胎在月子里死了），他们的说法应该不会错的。吃完酒席回到自己家，翻开书一看，果然要阵痛过后才能分娩。
　　
　　夜里十二点左右，我的肚子开始阵痛了，刘以为快生了，说要叫他父母、姐姐过来帮忙送我去医院。我把自己的阵痛频率与书上一对照，发现这种阵痛不是分娩前的阵痛，就阻止了刘：“你先别去，我还不是痛得受不了，等天亮再说吧。”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刘也是。到了五点钟，我痛得开始受不了了。刘喊来了他的家人，把我送到了附一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一检查，说我还早着呢！真是奇怪，医生这么一说，我的阵痛就减轻了很多，一个上午，一个下午，都没什么强烈的反应。
　　
　　傍晚的时候，阵痛又加剧，这次终于是分娩前的阵痛了，我被推进了待产室。在待产室里一呆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期间，有的产妇在喊爹喊娘，有的则喊着要死要活的词，我什么都没喊，只一个劲地催刘的姐姐帮我快揉酸胀的腰部、臀部，同时，我不断地有一种大小便失禁的感觉。
　　
　　夜里十点半，我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出来了，是个男孩，六斤九两，在医生的手里像个小猴子似的，还没等医生拍他的小屁股，他就眯着眼睛主动地喊出了他人生的第一声——“很难”（谐音）。
　　
　　这一天是199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六，天气晴朗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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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生下来的第二天，我给他哺乳，他才吃了几口就“很难……很难……”地哭了，由于是第一次生孩子，我和刘都不知所措。后来公公来了，让我们看孩子的舌头，说是孩子上火了，不舒服，要喝毛毛茶（一种专供婴儿清火解毒的中药）。附一医院没有毛毛茶，公公便骑自行车到街上的药店去找，听说找了好几家才买到毛毛茶。儿子喝了两天的毛毛茶之后，“饭量”大增，我不多的奶水明显地供不应求了，儿子又开始“很难……很难……”地哭，公公心疼得不得了，只好又骑自行车到街上的药店去找发奶药。
　　
　　一星期之后，我的伤口痊愈、拆线了，办理出院的这天，刘叫了一台车到医院接我和儿子。按理，我应该去婆婆家坐月子，可我不喜欢刘的姐姐及外甥们频繁回家穿梭。我喜欢呆在自己家，我想，在刘去上班时，屋里只有我和儿子，多么安静而温馨。车子到楼下时，我看见公公的头从我家五楼窗口伸出来，他见我们来了，在窗口喊着：“你们慢点上楼啊！你们慢点上楼啊！”紧接着，我听见了楼梯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声过后，我们穿过弥漫的硝烟走进了家里，那种感觉，真像是凯旋而归的英雄。
　　
　　我是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只要别人对我有一点好，我都会铭记在心。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公公，他是一个细心、和蔼、坚强的老人，虽然因为一些琐事使我对他有过不满，但是平心而论，他给予我和我儿子的关爱绝对胜过我的生父和继父，如今想起他用烟丝帮我止血、给我写回信、骑自行车为我儿子买毛毛茶、放鞭炮迎接我和我儿子回家等生活细节，我仍是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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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儿子上户口前，我和刘为取名犯愁，这时候，公公取了一大堆名字，有大富大贵的，有带政治色彩的，我和刘选中了“熙阳”两字。
　　
　　我们觉得“熙阳”挺顺口的，而且字面意思也不错，可我的父母找人一测，就说不行，说什么我儿子的名字必须要带水，否则命不好。刘在海南当过兵，念念不忘海呀洋的，他当即就说叫“海洋”吧，我觉得太老土了，没同意。由于“熙阳”两字念着顺口，我就翻字典准备找两个带水的“xi yang”，于是，“溪洋”就组合在我的眼前，成了儿子使用至今的名字。
　　
　　我记得在儿子小的时候，每次带他去打预防针或体检，医生都会说“溪洋”这个名字取得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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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别的母亲是怎样度过月子的，反正我的月子过起来索然无味、烦躁不堪。相当迷信的继父说过，我儿子是公公的克星，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少对的成份，但的确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公公就因脑血栓而半身不遂了。公公一病，婆婆就要腾出一半的时间照顾公公，这样，在婆婆和刘都不在家的情况下，我就得一个人独自照顾儿子。幸亏是坐月子，而不是坐季子，或坐年子。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月子里的日程：
　　
　　刘八点前出门上班。
　　婆婆八点半左右来家给我做早餐、给儿子洗澡、洗尿布、逗儿子玩，大约呆两个小时就离开。
　　中午一点多，刘从婆婆家吃完中饭给我带中饭过来。
　　两点，刘又出门上班。
　　下午三点，婆婆象上午一样过来呆两个小时，然后离开。
　　晚上七点，刘从婆婆家吃完晚饭给我带晚饭过来。
　　
　　每天的日子就这样简单地循环往复，我“艰难”地坐着月子，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两个时间段，一是婆婆离开至刘回家的这段时间，二是晚上七点以后。
　　
　　婆婆离开至刘回家的这段时间大概有三小时，这是我月子里最难捱的时刻，我不但要孤独地哺乳、换尿布，还要孤独地面对儿子的哭闹。有时我挺想儿子不哭，让我好好地弥补一下不足的睡眠，可儿子经常不合作，有时我就顺其自然地让他哭，我则在一旁像个大孩子似地陪着哭。这时候的生活感受全然不是当初想象中的那样：屋里只有我和儿子，多么安静而温馨。
　　
　　晚上七点以后是我最想睡觉、最不乐意被打扰的时刻，但往往被打扰，来打扰的人是刘的同事朋友、我的父母、刘的姐姐和外甥。他们一来，就夸儿子长得好、逗人喜欢，还讨论鼻子嘴巴眼睛头型象谁，总之闹得我不得安宁。刘的姐姐和外甥几乎每晚都过来，说是来看儿子，我多次要刘阻止她们来，刘却说：“人家是看得起你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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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满月之后，婆婆以照顾公公为由不再帮我照看儿子，这样，带儿子的重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刘负责做饭，晚上帮帮我。我不象有的女人在生孩子之前带过外甥或是侄子，我没有一点带小孩的经验，也没有人教我具体怎么做，我全靠一本《万事不求人——生儿育女篇》和一套《儿童系列保健丛书》作为抚育儿子的理论指导。在书本的指导下，我把儿子带得胖乎乎的，手臂和腿像藕一样地圆，每次抱他在院子里走动，熟人都会上前逗他玩、亲他，他又大又亮的眼睛便会滴溜溜地四处乱看，与院子里其他的婴儿比起来，儿子更可爱，更讨人喜欢。
　　
　　儿子长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我最喜欢给儿子洗澡，一般情况下，我会在他“落水”前紧抓住他的小手，但偶尔地我也会在中途故意松开他的手，这时候，他就会像溺水的人一样，紧张地皱着眉头，两只小手凌空乱抓，那样子很可怜，又很可笑。
　　
　　自从婆婆不帮我照看儿子以来，我几乎不抱儿子去同一个住宅区内的她家，我也不让刘抱去。也许是公公婆婆想见我儿子了吧，有段时间，刘的小姐姐经常跑来“看”儿子。大多数时候儿子都在睡觉，她就把儿子弄醒，因书上说婴儿是在睡眠中长大的，我便很反感她这种影响我儿子成长的行为。她弄醒儿子之后，先是表扬我一番，说我带孩子带得好云云，接着就说要抱给爷爷奶奶看一下，然后自作主张地抱去了婆婆家，根本就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不管我的感受。每次刘的小姐姐抱走儿子后，我的心里便空落落起来，好像我的儿子不属于我了，又好像我只是他们家的生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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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底，儿子四个多月了，婆婆从老家帮我请来了一个小保姆。小保姆是婆婆的姐姐的孙女，才十三、四岁，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头发凌乱，一看就是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孩子。
　　
　　按世俗的规矩，公婆应该带孙子的，如果不带，就应该支付保姆费。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是吃亏的，我知道公婆不会拿出一分钱，我也知道刘绝对不会伸手向公婆索要保姆费，当然，老实的我更加不会在公婆面前提及此事，所以，我默默无闻地支付了保姆费，但是刘的家人却说出很难听的话：“孩子是你们的，带孩子是你们的事。”
　　
　　正是这样，儿子是我们的，带儿子是我们的事，我把从书上学来的育儿方法一一传授给保姆，虽说初来的保姆有些事不会做，有些事做不好，但她做事还比较主动、勤快，所以，我对她还算满意，没怎么把她当保姆看，就当她是自己的亲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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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休完五个半月的产假就上班了。
　　
　　休产假前，我把工作上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以为我休完产假仍会回到原岗位——托收台，当我真正休完产假上班时，我却被换到了另一个岗位——收费台。托收台设在财务科的办公室，每天的工作是通过银行帐户收取各单位的话费，而收费台设在营业窗口，每天面对的是一拨又一拨的现金缴费客户。
　　
　　那几年，住宅电话、公用电话像雨后春笋一样往外冒，虽然收费台的员工不断增加，却总是高不过电话的增加率。由于工作环境由办公室换到了营业前台，我每天都带着不满的情绪上班，我讨厌营业窗口的嘈杂，我讨厌一坐下来就抽不出空喝水、上厕所，我讨厌客户问东问西问得我嗓子发干，我讨厌站立、微笑等服务礼仪的约束，我讨厌下班回家后还要拨打催费电话。就这样，每天的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关于换岗位的事，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最关键的是社会关系问题，如果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的岗位绝对没人敢换。这就是现实，充分体现了朝中有人好做官、夫荣妻贵的世俗道理，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母亲为什么坚决反对我和刘走到一起，我也后悔当初读电大时没有选择财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