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的母亲
　　
　　（这是十年前发表在《中国政协报》上怀念我母亲的一篇散文，清明渐行渐近，然而这个世界上，我却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有一个坟冢可以让我去祭祀……捡拾自己内心的痛苦，又捡拾自己梦中近日里来与母亲的相见，故将这篇散文放在这里，权且做个纪念吧！）
　　
　　
　　 母亲出家已有十八年了。起初，母亲只是庵院中的居士，后来政策允许了，母亲便削了发，全身心地在寺庵中侍奉佛祖起来。
　　 母亲原本出生于旧官吏家庭，过着千金小姐的生活，以后外公到中缅边境抗战，母亲便和外婆一道随军前往。由于热带丛林的瘴气，母亲染上了眼疾，在军中，母亲久治不愈，外公心疼女儿心切，便在抗战结束前夕，即向南京政府递上了一纸辞呈，要求返里寻医。但终因时间延误太久，母亲只保住了一只眼睛，保住的另一只眼睛也只留有零点二的视力了。
　　 母亲虽出生在豪门贵族，但外婆则是地道的贫苦出身。外婆只生有母亲一人，虽是如此，外婆则从小将母亲教养得没有一丝贵胄子弟的气息，为人宽厚，谦和、体怜穷人。在外公的疼爱和外婆的教育下，母亲自小读书认真；并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直到母亲上大学读书，母亲也从没有落后过谁。
　　 母亲和父亲是大学里的同学，为了能照顾外公和外婆，母亲将父亲一起带到外公和外婆面前，并从此生活在一起，直到外公成了“历史反革命”。为了不影响母亲和父亲的前程，在外公和外婆的一再要求下，母亲将我留下给了外公和外婆，带着姐姐、弟弟和父亲另居它处了。
　　 母亲虽另居它处，但每月至少要来看望外公和外婆一次。母亲每次来看外公和外婆，外婆总是显得异常的忙乎，我则围在外婆的膝下似乎也显忙碌。
　　　外公则和母亲说着说不完的话。
　　 母亲平时极少有爱怩的举动，只有在第二天清晨母亲就要离开我们，返回父亲，姐姐和弟弟的那个家的时候，母亲才会俯下身子，紧紧地搂抱我一次，在我小小的脸蛋上，轻轻地，但却是长久地吻上一吻，然后喃喃地说上一声：“我儿……”泪水便从那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淌了下来。这种情景，虽是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封存在童年幼小心灵中的记忆，则一直陪伴着我，成为我人生中最值得温馨的一幕。
　　 后来，母亲来看我们的日子相距越来越长，越来越少了。外公和外婆除了教我读书识字以外，也越来越寡言少语了。外公那种由于长年在旧军队养成的挺拔、庄重的坐姿，也越来越长时间地粘在了那张木椅之上。直到有一天，母亲被一群带着红袖标的人押解着来到外公和外婆面前，看着母亲那满头的秀发被剃成“阴阳头”时，已是十二岁的我似乎懂得了点什么。
　　 母亲是怎样度过那段日子的，我并不很清楚，但母亲作为正常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最后一次，则是外公被“红卫兵”用刺刀刺死，并在太阳下暴尸二天后，经省委统战部出面，允许我们收尸，我和母亲一样带着白孝带送外公上山的那次。
　　 以后，母亲辞退了学校的教师公职，成了寺庵中的“尼姑”。
　　 第一次去寺庵中看望母亲，是大学毕业、家中已彻底平反的时候。说着母亲的俗名，禅房中并没有谁知晓，直到大雄宝殿的钟声敲响，才看到母亲坐在草蒲团上，带领着众尼颂经念佛，随我同去的老家人，悄悄地走近母亲，当我听到老家人那清晰的，但却是很轻很轻的一声：“小姐……”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情感，在佛堂中哽噎地饮泣起来。
　　 母亲似乎感觉到什么，但手中的木鱼和佛珠仍不停地转动和敲响，口中的颂诵之声依然一声高过一声地唱和着……
　　 以后每年去寺庵中看望母亲，去时见着母亲，母亲即用极平和的目光和口吻说一声：“来啦”，便又回到她那个世界中去了。有时在寺庵中用餐，也只是和一般的香客一样，交钱买那用香菇、豆皮、冬笋等素菜做成的、用来招待香客游人的“鱼”、“肉”之类的斋饭，母亲则从不和我们在一起用餐。临走时与母亲告别，母亲也只是一声“走啦”，别无赘语。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漂泊，几年也难得去看母亲一回。据香客们说：母亲身体很好，一直在寺庵中解经讲禅，并经常被邀请到外地传佛。每听至此，我便会从内心深处由衷地为母亲默祷几句。
　　 欣逢盛世，母亲一心侍佛，这是她老人家的造化，也是我等后人的造化，只是念母情结时有泛澜，感叹之余故略写此文，也算是一种思念吧。
　　
　　
　　 １９９５年春写于北京东四１４条寓所抱璞斋
　　 2006年3月19日加题注于西直门海云轩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