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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底，我在高考预选中落选了。
　　
　　那时候真是不公平，不但国家对高考录取分数线实行地域差别（湖南的录取线特高），还要实行预选。按理，落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我却变得不正常起来，想想自己十年寒窗那么刻苦、那么努力，最后竟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争取到，也就是说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从此以后就只能闪现在梦里了，真是又痛苦又羞愧。回到家，我放声大哭，哭得手脚都麻木了，这时，班主任俞老师在几个同学的带领下来家访了，我在另一个屋子里死命不肯见她，我只断断续续地听见她和母亲说通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我不妨往写作这方面发展，可以试着先写些童话……
　　
　　过了几天，劲松送了我一套文学描写辞典，扉页上写着：“愿你在文学之路上寻觅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了这句赠言，顿时热血沸腾起来，我开始做起了美丽的作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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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预选上线的同学在学校里紧张地为高考作准备时，我便开始往市图书馆跑了。市图书馆离我家很近，大概三、四分钟的路程，我以家里太吵为由，每天背着书包按时到图书馆的阅览室“报到”，我对母亲美其名曰去复习功课，实际上我是想去构思一部反映中学生活的小说。
　　
　　阅览室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年龄长于我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估计他们是一些要求上进的“五大生”。我坐在阅览室里东张西望，与埋头苦干的大哥哥大姐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知道我的小说该如何开头。我又想起了朝晖，想起他笑起来很好看的样子，想起他唱歌时的大嗓门，一个声音疑惑地问着“他会不会想我？”另一个声音肯定地回应着“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过了几天，我在图书馆碰到了文科班的一个男同学，我把构思小说的想法告诉了他，随后，他就每天都在图书馆等我，有一次，他跑到了我家楼下等我，说实话，我在学校里不怎么讨厌他，这时候，他等我的行为让我开始讨厌他了。
　　
　　后来，通过我的冥思苦想，我终于写出了小说的开头，旁边的一位大姐姐硬要看，我就给了，她说写得不错不错，可接下来，我再也展不开我的小说情节，于是，我决定不去图书馆了。
　　
　　我不去图书馆，一是为了躲避那个讨厌的男同学，二是阅览室人来人往的环境激发不了我的创作灵感，三是母亲告诉我有个机会来了，市委党校委托长话科的谢科长帮忙招两个邮电子弟做总机室的话务员（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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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谢科长的帮助下，我和兆红做了市委党校总机室的话务员。我们到总机室跟原来的师傅学了一天就单独上岗了。对于邮电子弟来说，话务员这种活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活。
　　
　　我的母亲和兆红的母亲是集邮公司的同事，我和兆红先是初中同学，后是高中校友（她原本在45班，后来改学文科去了46班），也许是我们两个的性格不相近吧，按理应该走得很近的我们一直没有走得很近。
　　
　　市委党校不在市中心，为了从不多的工资里节省往返的车费，我和兆红便商量好一天一换班（上午八点交接班）。连续工作24小时，在电话不多的党校总机室，仍然觉得轻松，但党校大院里住着很多市委领导，这项做起来轻松的工作却异常的重要。我和兆红来的第一天，行政科的科长就说了，对待工作绝对要认真负责，接听领导的电话一定要做到说话客气、有礼貌，母亲也说了要我好好干，说不定有转正的可能，所以在工作时间内，除了去吃饭和上厕所，我几乎没有离开总机室半步，生怕在我离开的那一瞬耽误了领导的重要电话。
　　
　　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在看琼瑶的《菟丝花》。这本书的情节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讲女主角的母亲像菟丝花一样依附着父亲，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充满悬疑的故事。看到一处写鬼的段落，把我吓得不行，虽然总机室里开着灯，但我总觉得有“鬼”在背后，随时都有可能扑上来把我吞噬掉。后来，母亲接到我的“求救”电话就赶了过来陪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夜里的总机室里看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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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天班，休息一天，我的生活在这种规律中变得充实起来。
　　
　　渐渐地，我淡忘了朝晖，但偶尔地还是会想起他，碰到文辉时也会谈起他，但不再如以前那般迷恋、不可自拔。也许年龄大了，开始明白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一个人只能想象爱情。
　　
　　在一个休息日，我撕掉了朝晖托劲松转交给我的一封信，也撕掉了我为朝晖写下的每一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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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陆陆续续传来4个男同学、1个女同学考上大学的好消息，接着又传来2个男同学、1个女同学因父母单位有委培指标将进入大学的好消息。这一年，他们8个人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令人羡慕不已。
　　
　　八月底，母亲要我作好复读的准备。我很不乐意，一是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够，再读一年也会考不上；二是抛开枯燥的数理化英语已近三个月了，原本记住的知识点忘了很多，如果要复读，那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九月初，中学开学了，在清晨习习的凉风中，我看着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背着书包往学校赶，而我却要往市中心外的党校赶。如果在党校转不了正，我就得做一辈子赶路的临时工，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当我在凉风中双臂抱胸、双腿颤抖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复读。
　　
　　九月中旬，我辞掉了党校总机室话务员的工作，进入了八中（省重点中学）复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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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因为升学率的问题，国家规定中学一律不许办复读班，于是八中打着“社会办学”的幌子在市中心的沿江南路小学内办了一个复读班。
　　
　　沿江南路小学比较安静，我尤其喜欢它临近湘江（与湘江仅仅只隔一条马路的距离）。我记得课余十分钟我经常邀我的同桌杰去江边晃悠，心情好的时候我和杰还会静坐在河堤述说各自的往事，如果碰上晴天，我会放声地唱出陈美龄的《假如》：“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堤，让阳光涌着我，让风儿抱我，远山青又青，蔚蓝的天衬底，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假如说我的心中没有情，为什么我会时刻念着你，假如说我不是真的喜欢你，早已经把你忘记……”
　　
　　自从进入了复读班，我比以往更加努力了。我认识到光看教科书没用，因为很多题型是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于是我改变了以往的学习方法，不停地做习题，但每次考试，我还是不满意自己的成绩。
　　
　　在这个班上，一个我从未和他说过半句话的男同学引起了我的厌恶，他当时坐在我的右侧，形象很龌龊，一件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铁路制服上衣从初秋穿到了冬至，这都算了，最恶心的是他上课时不看黑板，老趴在课桌上看我，害我总是用右手掌撑着额头而挡住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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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快到了，我向母亲要钱买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准备在联欢晚会上穿，可母亲不肯给我，还用一大堆说教向我轮番“轰炸”，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学生就该要好好学习，不要讲究穿着，不要和同学比穿着……
　　
　　我已经到了爱美的年龄，我只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联欢晚会，我并没有不好好学习，也没想要和同学比穿着，母亲对我的不理解让我很伤心，于是一气之下我写了一张告辞的纸条就不辞而别了。
　　
　　我不是个坏孩子，我也没想要出去学坏，我只是想借“离家出走”来发泄我对母亲的不满，于是我跑到了拖拉机厂子弟学校，一中的复读班设在这里，军莲就在这复读。
　　
　　我走后的那晚十二点多钟，母亲找到了慧玉家，第二天清早又找到了文辉家，后来是在文辉的帮助下才知道我还“活”着在军莲那，后来我在军莲的劝说和陪同下回了家。
　　
　　我进屋时，母亲被气得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我看着心里很难受，特地赶来帮忙找我的三姨和小姨指责我说：“晓蓉，你都这么大了，怎么就不懂得体贴你妈妈？你看你这两天，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如果没有妈妈，你以后怎么活？……”在三姨和小姨的指责下，我哭了，我边哭边想起从小到大我所经历的辛酸往事，和母亲一婚再婚的艰难痛楚，于是我心里暗暗地发誓，我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我再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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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读的第二个学期，为了便于八中的老师往返上课，复读班搬到了八中附近的手表厂子弟学校，于是我开始住校了。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早就想离开那个令我压抑的组合家庭了。
　　
　　三月的某天，高中时的哥们刚来学校看我，他问我收到他的信没有，我说一封都没收到。因未听说其他同学有丢失信件的事，于是我觉得很蹊跷。终于有一天，我从一个好心的男同学口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是那个我讨厌的龌龊的男同学偷看并吞噬了刚写给我的信。
　　
　　愤恨之下，我用红笔给那个讨厌的家伙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警告信。也许是一大片的红激怒了他，那晚，他喝着酒冲到了我们女生宿舍门前，把我吓死了，我以为他会冲进来打我。最后，多亏那个向我举报事情真相的男同学把他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