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营山考中26名进士的历史经验据《四川清代进士征略》和清代《营山县志》记载，清朝经历了267年，从顺治二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由皇帝主持、策问的殿试112次，取进士26391名，四川获得786名（其中状元一名，即资中的骆成骧），约占全清进士的3%。同江、浙相比是比较少的（江苏状元49名、浙江状元20名）。而营山中进士的却达26名，仅次于成都、华阳（双流）、富顺、涪陵，占第五位。这26人中进士后，有9人任知县，4人任知府，1人作府教授，1人任四川财政监理，10人进翰林院（后来他们中有的出任江西主考，有的任云南道监察御史，有的任吏部侍郎），1人在家候官，未任职。他们在任职期中，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政绩，有的还较显著，受到人民赞许。营山这个比较偏僻的小县，为什么能在清代“科第仕宦，绵绵继继”，列全川一百多个县的第五位呢？经初步分析，经验有五：
　　一、县官明智。营山在清代有县官110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重教兴学，为发展营山教育事业作了贡献。在县志上记下了他们的政绩。光绪年间，营山知县周震（浙江人）认为“人才之盛衰视其地学校之兴废；学校兴废视其地宰执（掌权者）之贤否”。贤能的县官，大都重视教育。康熙年间知县张玉璘（福建人）主张“以学为政，因地育人”，上任第二天就到学宫拜孔子，他见学宫在战争之后破败不堪，心中十分难过。尽管当时百废待举，各项事务只能依次举办，但他认为修补学宫却“不可稍缓”，便带头捐资，鼓舞绅士兴学。道光六年营山知县夏文臻（江西人）一上任便“首以人才为念”，他看到来县参加岁考的生童达一千六七百人，自带桌凳，拥挤公门，一遇下雨，苦不可状，深以为憾，便请全县士绅商议，决定按粮捐输，修考棚16间，可座2000余人。光绪年间知县傅亦舟（湖南人）为鼓励诸生勤学，决定增加书院师课奖赏。还捐俸银百余两，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年终还发米，使“孤贫者得以卒岁”。这些县官，不仅倡修学宫、书院、考棚，为诸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他们还在每月初一、十五去书院、学宫检查诸生课业，为他们修改文章，教育他们立志勤学。知县王廷稷（福建人）在书院竣工时对诸生说：兴办学校是官府的事，但力学上进则是你们的责任。他要求诸生刻苦自励，不要“羊质而虎皮”，欺世盗名，只求利禄。知县张玉璘教育学生加强自我修养，要“观善则摩，闻恶则改”。知县祥庆（满州人）主张“士子读书务明理达用”，要“通古今之治道，求经济之实用”。
　　二、绅民赞助。嘉庆年间，文庙被毁，知县戴三锡（今北京人）约请师生父老，商议重修，大家“莫不鼓舞奋气”，踊跃捐资备料，认为这是“义所不容推诿之事”。戴深感营山人士热心公益事业，一人倡导，数十百人响应，好义者如此之多，即使有困难，也是能克服的。傅亦舟主持修补学宫时，也是“广募劝，得数千金（银两）”。特别是修建书院、考棚“全系民捐民办，既不待官督率，亦不由吏经营”，“贤者董其事，富者助以资”。修建后的节余还用去添置学田，以收入补助学生。道光二十八年知县李玉台看到山区学校很少，便捐资为倡，各保甲也欣然捐助，添义学5所。
　　三、严师训教。师高弟子强，严师出高徒。营山的一批文人学士，辞官归里，教授生徒，对培植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进士王凤鸣，任河北高邑、陕西定远知县。辞官归家后，便潜心教授生徒，造就了大批人才。进士陈怀玉，先任夔州府教授，后补保宁府学教授，未上任，告休回家，培植人才，对门生尽心启迪，门人因登第入仕途者达二百余人。翰林白浚铣，辞官归家俸养父母，并“与邑弟子讲学不倦”。翰林院编修侯度，晚年卸任担任成都锦江书院主讲，著《锦江书院学规》。营山进士张乾元、罗愔、于德培、于式枚、于式棱先后就读于锦江书院。
　　四、家庭影响。这26个进士，从姓氏上看：姓侯5人，姓于4人，姓陈3人，姓马、王、张、龚各2名，姓黄、易、李、白、罗各1名。他们大都出身于营山龚、侯、罗、马、李、于、陈、张八大望族，受到书香世家的影响。父教子、兄教弟，相互激励。进士陈会的祖父是拔贡、父亲是举人，都是知县，他的儿子陈跻敬也中进士。侯于蓟、侯承浩、侯恩济是前后五十年的一门三进士。李桓的父亲李以宁、祖父李沂都是举人，也是诗人。于之辐的老祖宗于绍是明朝营山第一任知县，传至他是十一代，以后的进士于德培是他的五世孙，于式枚、于式棱弟兄是他的八世孙。云南道监察御史张乾元，辞官回乡，训教弟兄子侄，后来弟师元中进士，弟中元、侄斐然中举人。
　　五、学生力学。上述几点都是成才的客观条件，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学生本人的努力，不论贫富都是如此。贵族子弟中，如因其富而养尊处优，不严加管教，也会成为浪荡公子。贫寒子弟不甘贫穷，经过刻苦努力，也会大有成就。进士陈会“幼时家贫力学，带经而耕”，一边务农，一边读书，因苦读而成翰林。龚士模、龚士楷两弟兄幼年丧父，家贫，力学不倦，后来都中进士。侯于蓟读书时，“端谨沉静，不苟言笑”。可以说他们没有一个不是经过自己刻苦努力而成就学业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天资聪异”，也还是离不开主观努力。
　　毛**同志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封建社会的教育科举制度，无疑是为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无法相比的。但历史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