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认为社会是由君子和小人共同组成的。他们认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是人们对于“义”和“利”的不同态度：君子求义，小人逐利。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重义轻利”的社会。
　　
　　孔子认为君子与小人价值指向不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从“正己”的前提
　　
　　出发，能够“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能够先义后利，将义作为物质利益得失取舍的准则：“富与贵，是人之
　　
　　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放于利而行，则多怨。”（《论语·里仁》）君子能够“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
　　
　　之。”（《论语·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对于一般人民，孔子认为应该先利后义，即先富之，后教之，并把“惠民”列为从政的
　　
　　“五美”之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其中包括使民以时，减轻徭役。
　　
　　 孟子认为君子与小人的价值取舍泾渭分明：“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踱之徒也。欲知舜与踱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尽心上》）“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当梁惠王问孟子将何以“利吾国”时，孟子对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
　　
　　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在他看来，如果“后义而先利”，一味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就会臣
　　
　　弑君，子弑父，人们之间互相争夺，国与国之间互相攻杀，导致国灭君亡。如果“先义而后利”，则人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和谐的。因此，他告诫梁惠王要以仁义治国，
　　
　　不可孳孳于求利。他又说：“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怀利以相接，国必亡；怀仁义以相接，可以王天下。可见，孟子屡次讲“何必曰利？”不是一般地反对言利，而是反对当政者只
　　
　　求私利，不顾百姓的做法，也即反对“上下交征利”。孟子还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
　　
　　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了？”（《孟子·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
　　
　　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民众有了恒产，生活安定，才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荀子·大略》）道义和私利，人所共有。君主要“隆仁”，“杀势”，“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因为“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荀子·大略》）“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
　　
　　如此，安得不乱！”（《荀子·大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荀子·君子》）“不利而利之，不如利
　　
　　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
　　
　　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荀子·富国》）使民众得利，富裕起来，爱护他们，就能得天下、保社稷。“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太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导之也。”（《荀子·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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