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车公庄一条宽敞但车流不多的马路旁边，坐落着北京市委党校，门禁森严的党校中，有一处松柏掩映，绿影婆娑的小公园。公园里是喷泉和在此休憩的老人与孩童。但偶尔这里也会出现一些金发碧眼的异国面孔，原因就在于公园旁边，青松之间的围墙里。那里是自明末到清末，包括利马窦、汤若望在内的多位基督会教士的墓碑。
　　 党校所在地原为基督教士墓区，曾建有宏伟的教堂，南怀仁、汤若望等在朝有官号的教士之墓地也建得非凡，但义和团运动以及人民对外国传教士的痛恨破坏了这里，建国之后，党校选址在此，墓地迁葬于郊区，这里只留了几十块墓碑以为凭吊之地。
　　 通过了残破的石牌坊，走几步路就到了墓园。说是墓园，其实也只是四面砖墙围起的方地，打开铁门，正中最高大的石碑就是利马窦的墓碑，两旁稍后左为汤若望、右为南怀仁。三个可以说是在我国最负盛名的传教士的衣冠冢如今静静地躺在这里。
　　 在这小小的墓园的右侧，走不到百步，即为60位传教士的墓碑林。草也青青，树也荫荫，在青青与荫荫之间，是将灵魂奉与上帝之人的安息之所。
　　 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他们在400多年前，中国无比封闭自守年代里，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这个陌生而古老的国度里传播他们心中的福音。与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列强涌入中国的许多传教士不同。他们所凭依的只是教会的一纸空文和心中坚定的信念而已。在这个等级森严，自大而又守旧的国度里，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一个派别，更将当时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带到了东方。
　　 西洋钟、望远镜，这些本有着科技含量的东西来到当时的中国却成了达官贵人手中的玩物。传教士们也许一边用这些东西贿赂官员，一边在内心对大明王朝、大清帝国感到不屑。在一个把科技当作“奇巧之术”而摒弃、蔑视的国家里，这些东西的价值仅在于它可以使传教士能够登陆，能够传教！
　　 所幸，仍有极少数有识之士，他们看到了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后，对其中的原理产生了兴趣。如果没有利马窦，如果没有李之藻、徐光启，我们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启蒙还要晚多少年呢？只怕又是一个四百年吧。
　　 传教士们来到了中国，却被当朝将传教活动视为异端，倒是对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很感兴趣，一边不让他们传教，一边又让他们穿上官服，拿着手笏，在朝班里为“圣上”工作。因为传教会破坏儒家的根本，天文知识却可能巩固对农业的重视。如果不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列强以武力要求传教的话，我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就算到今天也不会有所发展的。而传教士们将手中的科学知识与西洋技术工具当作敲门砖，一旦吸引人来入教，就不再传播知识，而改“福音”了。
　　 传教士，不管他们内心对所崇拜的宗教如何的真诚，对于异教徒和传教的手段来说，他们的行为依然是世俗化的不择手段。
　　 宗教，毕竟不能脱离现实与政治，毕竟是要屈服于世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