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不容易，每个人都不容易，看着别国或别人外表光鲜，心里羡慕，其实都是因为隔了，置身度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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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德国人天堂般的日子
　　（作者:/本刊记者 刘建辉）
　　
　　
　　
　　今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德国”这个名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世界各国的人们提到过无数次，人们无数次地感叹德国的过去，而德国的现在也一样让人感叹，这个极其坚韧的经济大国为何在世纪之交陷入经济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平常日子的柏林。窄窄的街道两边停满了小汽车，街道上却很难看到什么人，商店里的人也不多。身边驰过的有轨电车里有时甚至只能看到司机一个人。连勃兰登堡门、马恩广场和东方画廊（仅存的一段柏林墙）这样的柏林著名的旅游景点也仅能看到稀稀拉拉的外国游客。柏林怎么如此肃静或者说萧条？
　　
　　在德国作访问学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玲教授说，德国近几年的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高，经济活力大不如前，如果街道上挤满了人，那多半是游行示威者在抗议政府减少他们的福利。
　　
　　1997年以来，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到1%，失业率超过10%。面对萧条的经济，全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企业和居民投资预期也都处于偏冷状态，作为德国经济增长主要支柱之一的外贸出口亦不乐观。
　　
　　今年2月份的一期《明镜》周刊写到，德国经济的衰退究竟有多厉害，看看下面这些数据就知道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约20%；90年代初期，德国在15个欧盟国家中是3个最富裕的国家之一；90年代中期，只有5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而现在，在15个老欧盟国家中，只有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以及葡萄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低于德国，其他10个国家都已经走在了德国前面。同美国相比，1990年时美国的GDP是德国的3.7倍，而如今是德国的5倍。
　　
　　
　　
　　 过多的福利意味着没有福利
　　
　　德国经济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很多西德人都愿意把主要原因归结于东西德合并。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的统一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都说，德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多西德人在庆祝国家统一的同时，也担心东德会成为西德的一个累赘。
　　
　　而研究德国经济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于德国自身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以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成本为特征的结构性弊病日益严重，经济结构调整久拖未决，这才是造成德国经济不振的深层次原因。
　　
　　从1927年的失业保险法开始，德国逐渐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人从子女教育、医疗、失业救济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其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以教育为例，德国的高等教育由国家埋单。很多学生到毕业年龄时，却迟迟不肯毕业，躲在高校不愿走向社会。德国的大学里有些学生的年龄比老师还大，不是他们完不成学业，而是他们不想毕业，因为学生有可观的补贴，打工还可以减免税收，而在德国工作需要缴纳的税收很重。联邦政府的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学生必须在5年或者7年内毕业。德国政府为此背负了沉重的教育包袱。政府曾试图出台一些政策，打算向学生收取部分费用，结果引来全社会一片嘘声。议案讨论了十多年时间，仍然意见不一，难以启动。
　　
　　在医疗、失业救济方面政府的支出非常高。在德国，失业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失业后同样能从政府手里领到相当于原工资50%的失业救济。难怪一位德国朋友说，在德国几乎看不到乞讨者或小偷，即使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两个乞讨的，也都是“瘾君子”。
　　
　　教育免费、看病免费、不工作也能生活，这一切在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时都不成问题。一旦经济发展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东西德合并等因素的制约而放慢脚步时，这些都成了主要问题。
　　
　　和德国人一样享受免费教育的还有挪威、芬兰、瑞典和丹麦等传统高福利国家。这些国家也曾经遇到过高福利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它们的经济总量比较小，产业结构单一，所以调整起来比较容易。而德国是世界经济第三大国，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步履艰难。
　　
　　原西德“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曾经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过多的福利就意味着没有福利。”德国的现实生动地印证了他的论断。学者和领导者开始埋怨德国过去30多年中背负了太重的福利负担，现在这辆战车终于因为严重超载而难以前行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发生了具有左派自由主义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其重要精神之一是“反权威主义”。这是新一代的反叛运动，他们反对前辈，反对纪律，反对努力工作。他们只去享受生活，并保持自由。
　　
　　德国《经济周刊》总编辑史蒂夫·巴龙说：“德国人很勤奋、很努力，有很好的头脑，但是这些优点在最近30年中已经渐渐丢失，渐渐褪色。我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是必然是因为懒惰和富有。”
　　
　　另一方面，德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但是德国的传统经济部门如汽车、机械、化工和冶金等行业，近年来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亚洲一些新兴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相应产品不论在价格和质量上都有与德国竞争的能力。而德国的企业想在工厂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已经非常困难。比较可行的就是减少与生产无关的支出，也就是税收及工人的福利。
　　
　　再者，在新经济领域，德国的反应显得有些迟钝，不但大大落后于美国，甚至在欧洲也难以处于领先地位。
　　
　　
　　
　　 迟到的改革
　　
　　经济萧条，百姓怨声颇多，在野党更是乘机攻击政府。现任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对德国劳动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期望经济增长能够获得新的动力，也就是为外界所熟悉的“2010议程”计划。
　　
　　德国总理施罗德2003年3月14日在一项政府声明中提出“2010议程”计划，旨在推动经济增长、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长期的保证并强化德国作为欧洲经济龙头的地位。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官方网站解释“2010议程”：将借助“2010议程”的总计30项具体措施来降低工资附加成本、提高国内需求和投资水平、加速对失业者进行职业介绍的速度，并从总体上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从内容上看，该项改革计划包括经济、培训、劳动力市场、医疗卫生、税收、教育、养老以及家庭促进等主题。2004年1月1日总计12项法律中有8项开始生效。
　　
　　由于“2010议程”涉及到广大的基层民众，要减少他们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同时为企业松绑，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雇员，人们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情绪之激烈可想而知。2003年11月初，柏林曾经发生10万人大游行，要求政府取消这个计划。
　　
　　德国有一则笑话，说有一次施罗德总理出席一个宴会，对会场中一位光艳的女士开玩笑说能否得到您的一个吻。那位女士用一种嘲讽的语调回答施罗德：只要你同意放弃那个该死的“2010议程”计划，给你一个French kiss都可以！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在社会上引起争议最大的是社会保险方面的措施。由于养老保险的亏空，新政府上台不久，就提高了养老保险缴费在毛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医疗保险也处境艰难，法定医疗保险机构的支出从1991年的936亿欧元上升到2001年的1388亿欧元，如果加上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整个卫生事业的支出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6％(2000年），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的缴费已达到毛工资的14％。
　　
　　保护雇员免于不公正的解雇，从2004年1月1日起放宽。这引起工会的强烈不满。政府认为改革方案是从均衡的社会保障体制向积极的就业和社保体制转变，符合德国的长远利益；但工会认为改革方案动摇了德国《基本法》确立的社会国家的根基，而且主要是针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极不公正。
　　
　　工会代表着基层选民的利益，对选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联邦议院中社民党议员有3/4也是工会成员，忽视工会的利益和态度必定会削弱社民党的执政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顾俊礼认为，如何说服工会支持这项改革计划是施罗德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德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陷入两难境地：不改革的话，政府和企业的负担过重，会影响投资需求；继续改革的话，不但会遇到强烈反对，还会提高人们的未来支出预期，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本就疲软的消费需求。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恩斯特·韦尔特克前不久警告说，由于内需疲软，德国经济复苏势头可能会放缓。
　　
　　在税收改革方面，一方面需要政府减税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政府又需要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缓解财政赤字问题。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当年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德国已经连续三年突破这一限制，从而引起其他成员国的不满。
　　
　　也有一些人觉得改革来的太迟了，力度仍然不够。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说：“改革才刚刚开始”，德国《经济周刊》总编辑史蒂夫·巴龙则说，很高兴看到那个敢做敢为的施罗德又回来了，他的改革的决心应该更坚决些。
　　
　　2004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实现了高增长，这对德国的经济复苏起到了推动作用。去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8%。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齐默尔曼高兴地说，德国经济的“萧条已经过去，复苏的时刻已经到来”。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也不管德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之中，熟悉德国的人们都应该对她的未来抱有信心，因为日耳曼民族从来都不甘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