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静心读完《名家推荐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人物印象》后,21篇文章中的六篇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好多位大师级名人的点滴小事让我感触颇深。
章怡和的人物随笔《君子之交》,娓娓道来,客观地评说了文革时期的一些现状,直言不讳,虽然没有直直地评价谁好谁不好,可作者的爱憎已全部流露在了文字里。在家庭交往的描述中把张伯驹的个性和魅力充分地突显出来,让人印象深刻。
张伯驹,“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是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扬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此人把大量(网上资料说是27件)国宝级稀世之宝都捐给了国家,如传世最早的法书《平复帖》、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卷《游春图》、李白真迹《上阳台帖》、范沖淹手卷等,换来一张“奖状”。真真一个散淡之人。
作者文中有不少描述张伯驹的文字,一个个性鲜明,独具魅力的人物就从这些文字中跳跃出来。这里摘抄一些有关张伯驹为人处事、独特见解的文字,慢慢感悟。
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象是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花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中国以往的各种政治运动,其呑没与消化“人”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有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张伯驹的一颗心,一颗充满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他的一生,比他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是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它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技法罢了。拿做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了。”
章怡和的另一篇人物随笔《斯人寂寞》介绍了聂绀弩的晚年生活,文笔依然清淡,这是我所喜欢的。文章更多地是从生活上介绍了聂绀弩,以及他晚年生活的寂寞,从文字中明显感觉到作者及家人对聂妻周颖的怨气。“斯人寂寞,悠然去矣。”聂绀弩,是一位“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的著名作家。作者在文中对聂绀弩和张伯驹有一对比:“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
傅孟丽的《和星宿停止争吵》介绍了七十岁的著名台湾作家余光中。这位大师级的文人“是位文学能人,诗、散文、评论、翻译,他占全了。”、“是五四以来成就可观的诗文大家”。余光中著作四十九本,大多数的书都属于长销,奖项、光环遍身,十多年来名字和作品在大陆迅速流传开来。确实,余光中的书现在在书店里到处可见,“长销”一说并不是虚说,我自己就在几年前买过他的散文精品集《听听那冷雨》,当时是冲着这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买的,只是长期放在家里的书架上,没好好读过,真是怠慢了这位大师,自己也少长了许多见识。看来要好好补补了。
其实,在这篇《和星宿停止争吵》中,最吸引、最欣赏的的还是关于余光中性格的介绍:
“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沫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见识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情景当然也可包括夫妻和情人。”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鲠住”。
余光中的这一性格我是极为认可的。
叶兆言的《郴江幸自绕郴江》写了著名作家高晓声和汪曾祺成名的前后。书名《郴江幸自绕郴江》不理解,查了网上,知道秦观有一首词《踏莎行》中有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否作者仿了其中一句?意思最终还是不理解,只能留待以后了,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水平太有限。
叶兆言在文中对两位大作家的介绍是敬重的,也是中肯的,字里行间还原了两个真实的名人,让人知道了小说外更多、更真实的情况。只是感觉这样的写法挺少见,会不会有不恭的嫌疑?
对汪曾祺作者有这样一些描述:“我记得林斤澜几次说过,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名士气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随和。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在父辈作家中,汪曾祺是最有仙气的一个人。他的才华出众,很少能有与之匹敌的对手。……和汪曾祺接触过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他确实有本钱做名士。名士通常是学不来的,没有才气而冒充名士,充其量也就是领导干部混个博士学位,或者假洋鬼子出国留一趟学。”
至于高晓声,作者也写道:“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埋藏在小说中的智慧。……很多人的印象中,高晓声只是一个写农民的乡土作家,是个老土冒,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他身上充分集中了苏南人的精明,正是利用这种精明,他轻易敲开了文坛紧闭的大门。”
关于张中行,先前我知道的不多。曾经在书店看到过季羡林主编的《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中有张中行,可惜当时只买了季羡林的《三真之境》和汪曾祺的《京华心影》二册。张永和的《恭说张中行》对张中行的介绍主要是生活方面,对他的作品只是提到“有很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介绍的不多。既然他的书能那么受欢迎,肯定有独到之处,看来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拜读一下。从张永和的文中知道了张中行是个已经9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但“老而弥坚,早年过八旬,笔耕不辍。”。文中说张中行曾和杨沫共同生活过五年,可其中恩怨颇多。至于其它对张中行的印象,就只是停留在知识渊博,见识广这些了。倒是文中提到的另二人让我不尽肃然。
“宴会毕,‘酒家’老板每人发一百元钱作为来往打‘的士’的车马费。宗璞女士数日后由北大住所寄给‘酒家’一封信,信中说一百元钱车费有富余,只需84元。信后附寄16元。女士做人如此,不愧冯友兰大师之女,令人仰止。”--绝对令人仰止!
张中行密友启功(字元白,佛家语元白上人)书法声价甚高,而仿启字之赝品,也如雨后春笋,张先生问“上人对此现象有何想法?”,答:“挺好。仿我的字,可以谋生,可以活命,有何不好!请随便仿……”--心胸如此阔达,真上人也!
朱增泉的《朱可夫雕像》,写的是作为军人的作者在俄罗斯参观时对朱可夫这位“战场上不败战神”的敬仰。朱可夫的事迹以前听说过一些,但不详,看了此文印象深了些。我之所以对此文倍加赞赏,更重要一点是,这篇文章行文结构的漂亮。通篇以朱可夫在俄罗斯三处的不同形象的雕像为线索,介绍了朱可夫光辉的一生和在政治风云中的宦海沉伏、大起大落,描画出了一个形象而又深动的俄罗斯民族英雄。看了此文之后,有必要再去看看行销世界的军事名著--朱可夫回忆录。
花了几天时间认真看了这些文章,做了一些摘记,感觉还是值得的。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各人的活法也是不同的,可是许多生活的真谛是一样的。在这些老人和名人的身上我想我还是应该有不少东西可学。当然各人看问题角度不同,所得也会不同,不过只要有收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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