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含愤舍命在北京。不过，在他41年的创作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漂泊在外地。可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都始终痴情不改地想北京，写北京。
　　诚如舒乙在《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中所指出的，“老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老舍留下的长篇小说共250万字，以北京为背景的占150万字；他的中短篇小说，受篇幅所限，对地域环境着笔不多，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其中不少篇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解放后创作的话剧，更几乎全是以北京为背景。“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龙须沟》、《茶馆》全部是写北京的。“老舍写了一辈子北京”：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以写北京始，他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又以写北京终。因此可以说，老舍的创作和北京是融为一体的。 　
　　老舍艺术世界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景观，源于他内心深处积淀的北京情结。他说：“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麽，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北京是老舍的生命之根，创作之源。北京造就了老舍。
　　老舍的生命和北京血肉相联，密不可分，没有北京的养育，就不会有文学家老舍。正如他所言：北京“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 。
　　老舍生在北京。1899年2月3日，在北京千家万户过“小年”，送灶王爷升天的爆竹声中，他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一个守卫紫禁城的穷旗兵家里，呱呱坠地。翌年，其父死在八国联军炮火下，全家只能靠母亲洗衣、缝穷糊口。
　　老舍长在北京。他从小愁吃愁喝，活动场所只是破炕头、大杂院、小胡同。稍大些，当去护国寺逛庙会时，最使他入迷的是茶馆里的说书、相声等民间文艺。他还喜欢到积水潭，“面向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这里就是他成长的乐园。
　　老舍受教育在北京。7岁时，他幸运地被慈善家刘寿绵领进私塾，两年后又转入小学，成为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读书人。14岁时，他考入免费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尤其是文学和讲演经常受夸赞，开始渐渐放射出光芒。
　　老舍走向社会始于北京。1918年，他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被任命为京师高等小学校长。他和同时分来的同学，积极进行教育改革，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方法，使该校面貌焕然一新。因此，他很快在北京教育界名闻遐迩，并升任为北郊劝学员。
　　老舍获新生在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他极大震动。他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然而，“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新的心灵”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正如他所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新的文学语言”即白话文，正如他所说的，“五四”运动还以激荡的文学革命，“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 。于是，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一切。在工作上，为了切实改革教育，他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劝学员官位，自愿下到中学执教，虽然生活清苦许多，亦绝不后悔。在婚姻上，他决心要作个追求自由的新人物，虽也恐太伤母亲的心，曾左右为难，但仍坚持废除了包办婚约。
　　老舍恋爱结婚在北京。1930年春夏之交，他从英伦讲学归来，回到日夜思念的北京，住在老朋友白涤洲家中。恰逢胡絜青代表北京师大新文学团体“真社”，诚邀去校讲演。于是在亲友们的撮合下，两人由相识而相恋，并于次年在北京结婚，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老舍合家团聚在北京。1949年12月，赴美国讲学的他，不顾美国人的威胁利诱，毅然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和家人欢聚北京，定居于灯市口西街的一座普通四合院。正是在这里，《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一部部巨著飞向世界。不过，他虽号称专业作家，其实又身兼国家和文化界的多种领导职务，还要奔走于北京的政府和文化机关。作为一个剧作家，他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深入剧场朗诵新作，征求修改意见。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反映新北京，他不顾年老体衰，还经常下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包括大街小巷，远郊区县。诸如天坛路北的金鱼池、密云县檀营、顺义县陈各庄、海淀区门头村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伴随着这些足迹，他把全部的情和爱也洒遍了北京。
　　老舍含愤舍命在北京。1966年8月23日，在民族大劫难中，他目睹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又身遭肆意侮辱，野蛮殴打，而愤然进行反抗，却又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他曾讲：“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正是这种宁折勿弯的情操，使他无法忍受维系国家命脉的灿烂文化毁于一旦。于是，他决定以身殉文化，自沉太平湖，用生命画出巨大的惊叹号，发出了对这场文化浩劫的最强烈的抗议。
　　老舍平反昭雪在北京。1978年，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终于被驱散。6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茅盾代表国家政府，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并恢复其"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象征性的骨灰盒，里面放着他使用过的钢笔、眼镜，和最喜爱的茉莉花茶，送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北京成为他灵魂的永恒的归宿。
　　回顾老舍漫长而曲折的人生轨迹，可以说，他的生命始终和北京粘合在一起，北京的确是他的生命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