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处女作》
　　 文/文宏宾
　　
　　康杰中学85届校友微信群建起来了，和老校友们聊起高中时的任课老师，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除了高一时的语文老师常秀珍，另一位是高三时期文科班的语文老师王俊喜。高二转学文科后，语文老师一直很不喜欢我的作文，因为我几乎从不写他布置的作文，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致乱写，写了一系列回忆少儿时期的记叙文。那时我还喜欢看课外书，作业也经常不做，成绩也不好。因此种种，担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对我本人评价不高，对我的作文评价不高当在情理之中。每次上作文点评课，充满虚荣心做着文学梦的狂生多么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啊！可是这位老师从没在作文点评中表扬过我，对我的打击很大。但我自己还是觉得很不含糊，花了不少冤枉钱买稿纸信封和邮票，经常给报刊杂志投稿。
　　
　　高二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我提前一年在我们垣曲县参加了一次高考，虽然只是自学了高三的部份课程，那一年考的成绩不是很高，却很意外地达到了本科录取线。我们县是个文化落后县，那一年文科达到本科线的只有两名考生，我这个提前参加高考的高二考生能达到本科录取线，在小县教育界还引起不小轰动。这一年语文满分120分，我考了98分，语文成绩在我们县已经是相当高的分数了。因此我对自己的语文功底和写作水平相当自信。只因那年我报的志愿全是北大、人大这样的一流院校中文系，才没有被录取。
　　
　　高三开学后，之前的语文老师不知听哪个同学说我参加了高考并且达到了本科录取线，这天晚自习课间，这位老师坐在我前排同学的座位上，问我语文考了多少分。我说语文考得最高，得了98分。老师又问作文估了多少分。我说作文分应该很高，因为基础知识对了答案后丢了不少分。这位老师说，不会。你的作文分高不了。听了老师这句话，我鼻子都气歪了，就低下头没有再说话。
　　
　　高三开学后不久，王俊喜老师接任157文科班语文老师，虽然作文课我仍然坚持我行我素，不写老师布置的其实也是学校统一安排的议论文，但王俊喜老师一直对我的跑题作文评价很高，还张贴在教室后的优秀作文栏内，给我的鼓励非常大。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高三第一学期，我终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样报过了很长时间才寄来，还寄来9块钱稿费。我是接到样报之后才知道作品早已发表，只是我没有看到，当时的激动欣喜之情确实难以言表。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我因病休学三四个月返校后没几天，一天上晚自习时，班里的生活委员田茂昌从校办取回班里的信和汇款单，田茂昌同学一直是我文科班的同桌，并且是坐在一个窗台下同窗共读两年的同桌。他把信和汇款单分发完毕后，最后回到座位上交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很长，破损很厉害，我接过一看，是一个《中国青年报》的大信封。当时不知道是咋回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1984年11月20几号的报纸。我仍然很茫然，就翻开报纸从第一版浏览到第四版，仍然没看出名堂。当我再打开看时，突然在第三版最上端看到了我的名字，接着就看到了文章标题----《敞开你的胸怀》。我失声地“啊”了一声说: “我的作品发表了。”说完，我就觉得自己心跳加快，脸红耳热，久久不能平静。
　　
　　田茂昌听见后也很惊讶，从我手中接过报纸去看。看完后田茂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文章写的很好，就是不像是你写的。”
　　
　　田茂昌说完话，坐在我前排的张生芹同学转回身说，“我看一下。”她拿过报纸看了一下标题后又转回身说，“这篇文章我在图书馆看过，没注意到作者是你。”张生芹同学是文科班的语文科代表，全校有名的才女。高一时康中搞了一次全校征文大赛，张生芹同学荣获一等奖第一名，我在那次征文大赛中名列二等奖第一名。
　　
　　我们是1982年上的康杰中学，当时康中是全省首屈一指的重点高中，面向运城全区招生，每年只招6个班300余人。我所在的垣曲县因为文化落后，每年能考入康杰中学的学生一般只有十几个人，录取率比高考录取率还低，能考上的都是全县各乡镇的尖子生。当时全省每年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有三分之一以上出自康杰中学，并且连续多年优势地位不曾被撼动。
　　
　　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时，理科159班柴小争同学不知听谁说我的作品发表了，跑上楼来找到我把报纸借回去看。柴小争和我是垣曲老乡，又是初三全县重点班时的同学，还沾点亲戚关系，我们俩一直很要好。他虽然学的理科，但作文写的极好，尤其是钢笔字写的特别好，几乎可以当字帖用。我的钢笔字一直写不好，一看到他的字就有点羡慕嫉妒没有恨。至今我和柴小争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现在珠港澳大桥任总工办领导，我曾两次去珠海看他。柴小争把报纸拿走两天后还了回来，因为是课间，又是高考冲刺阶段，时间很紧张，我们没有攀谈，他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这张报纸连信封传来传去就传丢了，至今我也再没有见过那篇公开发表的处女作。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接到《中国青年报》社寄来的9块钱稿费。9块钱今天看不算什么，当时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
　　
　　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这篇处女作虽然只有区区千字左右，但是对我激励很大。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非常繁荣的年代，很多文学青年都在做着作家梦。但那个年代报刊杂志特别少，文学类的版面尤其少，发表作品非常困难。这篇千字文的发表带给大病初愈的我的快乐是无法用语音表达的，也更坚定了我走文学之路的信心。
　　
　　1985年高考时，我因为高三病休时间很长，高考成绩不很理想，最终被山西大学中文系录取。虽然心有不甘，还是带着遗憾到山西大学报到。到了学校才知道，这一年康杰中学157文科班有13名同学同时被山西大学录取，光是中文系就录取了6名，很多同学平时比我的成绩好太多了，只因几分之差和北大人大失之交臂。看到这些过去牛气哄哄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也被录取到山西大学这样的普通院校，我的心情一下好了许多。
　　
　　进入山大中文系后，我从大一开始发表作品，到大三时，我已经是全省大学生发表作品最多的学生作者，凭每个月收到的稿费已经能在大学过的很好，大学毕业时已发表了长篇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因为赶上特殊的学潮事件，我的专著《倾斜的象牙塔一一关于大学校园文化的悖理性思考》在大学毕业前就可能随着《中国文化观念改变丛书》第二辑的发行而正式出版了。
　　
　　《中国文化观念改变丛书》是一套很前卫的书，编委会几乎就是当年活跃的青年理论家和作家的集合体，我的责编是陈晋，当年中央文献研究所研究人员，现任中央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准备给我做序的是当年全国最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当时山西大学的校团委书记是张铁锁教师，我的作品当年一直在团省委的机关刊物《山西青年》杂志和《山西青年报》上连载，张铁锁老师一直鼓励我把作品往《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刊物上投。于是《倾斜的象牙塔一一关于大学校园文化的悖理性思考》这部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题的反思性作品完成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四学生带着作品和我的合作者杨利民同学一起进了北京，住进了团中央招待所。经过一个礼拜的误打乱撞，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们把作品送到了时任中央文献研究所陈晋老师的手里，陈晋老师看了一下稿子后，很是赞赏，说可以把这本书收入他正在编辑的“中国文化观念改变丛书第二辑”，并让我找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或领导作序。书稿谈定后，陈晋带着我们参观了毛家湾一号，也就是中央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地。回太原后，我拿着书稿复印件到团省委找到《中国青年报》山西记者站站长、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麦老师看了一下稿子后，欣然答应作序。山西大学学工部此前曾奖励过我200元作品创作奖，我把作品出版一事和校学工部梁部长汇报后，梁部长非常高兴，当下答应只要这本书能如期出版，学校至少可以给我500元作品创作奖。可惜这套丛书后来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我的书稿也不知所终。
　　
　　现在回想起来，上大学后发表的作品包括后来发表大部头作品带给我的快乐，反而远远不及康杰中学时期发表的那篇千字处女作。每当想起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的那个猝不及防的特殊时刻，当时的快乐和激动之情仍然历历在目，后面的很多比这重大得多的事情反而模糊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