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鲁迅先生80年祭日。
　　
　　 《凤凰文化》于昨日刊发了邢程名为 《 80年：“无所不能”的启蒙者回到人间》的文章（http://culture.ifeng.com/a/20161016/50108272_0.shtml#_www_dt2）。
　　
　　这篇文章在批评以往人们对鲁迅的利用、误读的过程中，对启蒙者进行了质疑。这种质疑有珍贵之处，同时也有一棍子将其打死的嫌疑。作者可能把两种启蒙混为一谈，忘记或者有意不去区分观念的启蒙与借启蒙之名达到满足个人权欲的所谓“工具性启蒙”。
　　
　　作者在文中说了这么一段话：“《故事新编》中有同情，比如对《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羿；也有批判，比如对《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还有讽刺，譬如对《理水》中“文化山”上的诸君。这些一方面自然是鲁迅业已形成的价值体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含有鲁迅在落笔之时对于自己所身处的环境的即时性的反应。假使不了解鲁迅如何身陷流言，被迫迁徙，以及与他的论敌们之间的一系列恩怨，恐怕都会有隔于感受小说的艺术性。而鲁迅自己的思想，也正是在宏观历史与微观语境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着变化的。这种变化被隐微地记录在《故事新编》诸篇之中，至于末篇《起死》，终于以“颠覆”的形式完成了超越。”
　　
　　作者既然提到了鲁迅当时所处的环境，在自己看来就不能简单地说鲁迅后来对启蒙逐渐有了怀疑，乃至否定启蒙的必要性。鲁迅怀疑的、否定的是什么呢？大概不出在“革命”气氛下对新威权主义和独裁的警惕与否定吧。而威权与独裁恰恰不是启蒙的目的。从鲁迅的杂文中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启蒙已被革命代替，启蒙的核心价值也正被威权与独裁遮盖。
　　
　　启蒙，或者干脆说社会变革，确实是个漫长的过程。欧洲的启蒙也是在经历了向后寻找依据的文艺复兴运动、试图摆脱社会禁锢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才开始的向前探求社会价值的社会变革运动，其间经历了六百多年。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暴力和独裁、纳粹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等等与启蒙无关，虽然他们都发生在通常界定的启蒙运动之后。然而，他们最终都在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平等的社会气氛中被扭转了过来。
　　
　　鲁迅担忧的不是启蒙，而是朝代更替。
　　
　　正因于此，自己担忧菲律宾的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