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练习”或“发展”阶段的余秀华的诗
　　
　　 沈天鸿
　　
　　 余秀华的诗突然横空出世，并且走红，再次见证了网络与纸媒，以及热衷于网络的网民的力量。
　　 网络与纸媒并不具备鉴定诗歌以及判断一个诗人的能力，几乎从不对诗人与诗歌感兴趣的它们，这次热衷报道余秀华的诗，主要是因为有农村妇女而且有脑瘫这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能成为网络与媒体眼中的新闻热点，又因为是和诗结合到一起。于是，脑瘫的农村妇女是一位诗人，是“诗坛张海迪”，而且还是“中国的狄金森”，网站与纸媒不报道这个新闻就简直是失职、犯罪了。网站与纸媒的新闻属性，决定了它们自己对余秀华的报道在人不在诗，虽然也发表评论，但那是评论家或者诗人写的，是为新闻服务的。
　　客观地看，对于任何诗人及其作品的报道，都是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前提是最低的标准：正常的诗）。
　　媒体（包括网站）不能完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工作，得由文学评论家来做：不受新闻也不受娱乐化因素的影响，只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来评判。
　　最早力推余秀华的学者、诗人沈睿赞扬余秀华是“中国的狄金森”。我同意过沈睿的不少观点，但对这个判断，我难以同意，原因不是美国的那位狄金森的诗多么高不可攀，而是这两人的诗的写法、风格、主旨都没有相同性。而且，余秀华的诗水平参差不齐，还处于“练习”或者说“发展”阶段。
　　余秀华几乎一夜之间爆红网络是靠她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长江日报》的报道：“ 近日，随着一首名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后，余秀华火了。”）《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标题和其内容，已经表明余秀华爆红网络是不正常的——依靠的是诗的色情（不是色情诗）这个“病毒”而实现了“病毒般蔓延”（指蔓延的速度）。
　　她类似的诗还有《千里送阴毛，礼轻人意重》、《脱！》、《与伽蓝谈性》等等（《脱！》写的是“没有商量”地脱了上床，《与伽蓝谈性》写的是“我”急于“把今夜交给你”但“你”正襟危坐“我”大骂“你这个孬种）。这样的诗，即使不公开而只写给某个特定的人，也是令诗羞愧的（我就不说令人羞愧了）。文体都有其特殊性，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打个比方，它是用来沏茶的，不可以用它代替马桶。当然，诗完全可以写性（余秀华这类诗是性诗，不是情诗），但它的写法与尺度，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等等被写成诗也仍然不是诗。
　　余秀华写这类诗，表明她对诗的认识不清楚，也表明道德观、价值观包括美学价值观存在大的错误。
　　但余秀华的诗如她《可疑的身份》中所写的那样：“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 能够燎原的火，能够城墙着火殃及池鱼的火/ 能够覆盖路，覆盖罪恶的雪。”她的其它诗大部分都可读，显示她是有诗才的。不足的是诗的结构虽然有完整的，但更多的是有句可读——也就是说结构不完整，常常断了。
　　从写法上看，余秀华的诗写法颇多，导致风格多样，甚至是相反的写法与风格。这一现象非常明显，连可能不写诗甚至也不大读诗的新闻记者都看到了，新京报记者就报道说：“余秀华的诗风格庞杂。除了被广为传播的那些抒情的、滚烫的、直击人心的诗以外，她的诗有时是停留在戛然而止的画外音，有时恶毒、戏谑，有时则解构美、反抒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提出的“反抒情”在她的诗里也被用上了）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处于诗的“练习”或曰“发展”阶段者那里。
　　她用得多的写法，并且也是她比较好的那些诗的写法，是善于另类地组合词语（意象），具象与抽象的结合常常令人惊讶，善于把特定的感情与特定的意象和意象群相融合，而且感情尽可能地强烈，读者读它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强烈的情感，看到的是纷呈的意象——在有思想并且是有深度的思想存在时，一首诗让人首先感觉到的是情感，是意象，这是优点。在诗中无思想可言，这才是个严重的缺点，因为没有思想含量的情感必然是肤浅的，那意象也必然停留在形象的阶段。余秀华的这类诗没有思想可言，但没有思想含量的情感强烈与意象纷呈反而成了她的这些诗之所以被许多人接受和喜爱的优点——浅阅读的时代，有思想含量的诗不可能是大众的。
　　继续写下去，余秀华的诗应该能写得更好。但我不对她成为这个时代的优秀诗人抱多大希望，因为要成为一个时代的优秀诗人，她欠缺的东西过多，并且是致命的，她这个年龄已经难以弥补了。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她抄袭——多年前普珉写过并发表有《我穿过一座城市去肏你》这样一首诗。我查了一下，普珉这首是2000年2月初稿 2002年3月定稿，时间上是早多了。对照两诗，余的这首的标题和立意，应该是来自《我穿过一座城市去肏你》，但诗的正文不能说是抄袭，只是有模仿的痕迹而已。
　　我在这儿要说的是，读余秀华那些比较好的诗，我时时有熟悉的感觉。刚才分析她这些诗的写法时我终于找到了这熟悉感觉的来源——夭夭的诗就是这种写法这种风格。我在给夭夭的诗集《时光站台》（2010年12月九州出版社）写的序里对夭夭的诗（包括夭夭的另一本诗集《炼巫术》中的诗）做的评论，除了思想含量方面的（因为余秀华的诗几无思想含量），用做对余秀华这些比较好的诗的评论，几乎不用修改，例如这几段：
　　“与体验糅合在一起的感情的强烈，并且善于把特定的感情与特定的意象和意象群、与思相融合，也是夭夭诗歌的一个显著特色。……读它们，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强烈的情感，看到的是纷呈的意象——在有思想并且是有深度的思想存在时，一首诗让人首先感觉到的是情感，是意象，这是优点。只有在诗中无思想可言，这才是个严重的缺点，因为没有思想含量的情感必然是肤浅的，那意象也必然停留在形象的阶段。
　　叙述，这极其古老的技巧，在夭夭的诗里得到突出的运用，可以说，叙述是她的一个重要技巧——她的诗几乎都是说出来的。读她的诗，我总感觉到仿佛有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大的压力在催逼着她似的，使她不得不说，并且不得不快速地、跳跃地说。这给她的诗带来了速度（这意味着简洁与力量），和不断出现的空白（当然是美学意义的、诗不可或缺的“空白”）。但她在诗中的说，也就是叙述，与传统的也就是通常的叙述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叙述是说故事，至少是说也就是交代故事中的某些单位：情节。夭夭却是在说出事物，相伴说出的是她对此的感受、思考。”
　　“夭夭的叙述是将具象与抽象相结合，而突出于前景的是具象，并且即使是无形体的抽象事物，她也赋予它们以临时的但是具体的形象。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很简单：具象里面包含着无穷的抽象。并且，如果按照传统的叙述的任务要求去叙述事情，或者诗里仅仅只有具象或者仅仅只有抽象，就都伤害了诗甚至毁灭了诗。
　　 与传统叙述又一点不同的是，这样的叙述，因为它不断的空白，具象与抽象相结合时的相互挤压和交错地被置于前景，同时也因为不可预见的思想与具体事物的环扣的出现与相逼，也建立起了诗不可缺少的张力。
　　 由此我想可以说：夭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叙述。
　　 一种新的方法对于诗歌的意义，我想已经无需我来饶舌了。
　　夭夭使具象与抽象相结合几乎是水到渠成，并且常常类似警句，那结合也常常是令人惊讶的，例如上面已经列举的那些句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警句的效果，但也很能打动人……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隐秘部分,而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正是人性的根源之地。
　　简要并且通俗地说：余秀华诗中词的使用方式与词的组合方法，与夭夭类似，甚至夭夭诗中另类地使用的“祖国”、“人民”等词也另类地被余秀华使用。但思想含量余没学到——诗中的思想是无法模仿到的，它只能是自己有才有。而没有或几无思想含量的诗，写得最好也是花架子或曰“形式主义”。
　　具体的诗就不列举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对比着读看看是不是形似神似。
　　由于这种种相似性，夭夭的诗可能是余秀华的诗的主要来源。每个诗人都有其来源，而优秀诗人的来源肯定是多个，并且能够糅合、改铸而形成自己。所以，“来源”不是抄袭也不是模仿，从形式与技巧而言，是指学到了方法；从内在来说，是指获得了“精气神”。
　　当然，余秀华说她不知道诗人夭夭也是可能的。余秀华说她的诗没模仿过人（这不可能，任何人写作都有模仿阶段）。那么，这是她的独创？但只要是第二，就不是独创。
　　“脑瘫”这个医学名词并不是说大脑瘫痪了，脑瘫者智力正常的约占1/4，智力轻度、中度不足的约占1/2，重度智力不足的约占1/4。余秀华应该属于智力正常的那1/4。
　　
　　 201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