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有两个基本的思想，阴阳五行、中庸忠恕，这两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这里就包含着体和用的关系。在追求真理中能体悟到真理是无二的就算是参悟到了此心性，也就明白了前贤的智慧是相通的。
　　
　　 朱熹和王阳明算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在道体上可以说是通的，区别就在于用上。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他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概括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阳明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