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深夜同果儿窝在床上看《霹雳舞》。她问：会吗？回答说不讲曾经。又问：为什么？说星期二同黄工聊天时被问了些类似的问题，如会不会国标舞，又如会不会弹吉它，都是用曾经两字做的答。果儿笑了，然后俩人专心看电影。


2013年11月04日10:56    《造物弄人》 [补记]
    那天夜里在硬盘中找电影时，无意中看到了《造物弄人》。昨天上午，果儿说她看了一点。晚上，自己在山的这边也看了。
　　
　　有点感触一直埋在心里，不曾说出来过。这感触由达尔文而起，生成于2009年。那一年正好是达尔文先生诞辰200周年，《中国青年报》在2月连续发了不少关于他的文章。同年11月25日，又发了名为《达尔文的姻缘》的文章。文中，方舟子谈到了达尔文在信仰上与妻子爱玛之间的期冀、选择、冲突与理解。
　　“达尔文在结婚前就向爱玛坦白了自己不信教，并透露了自己在秘密研究进化论。这成了爱玛一生的烦恼，她担忧的是他们死后不能一起上天堂永远在一起。”爱玛在给达尔文的一封信里写了“任何关系到你的事情同样关系到我，如果我想到我们不能永远相互拥有，对我来说将会是最不幸的事”这样一句话，表明了她的担忧和期望。二十多年后，爱玛又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丈夫。然而，“痛苦的空间”（爱玛语）始终存于他们之间。
　　
　　在两封信之间的岁月里，达尔文在宗教信仰上由摇摆渐渐决绝地与之决裂。达尔文晚年在自传中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写道：“速率是那样地慢，以至于我没有感到有什么苦恼，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真的，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在科学理性和亲人感情之间，达尔文选择了前者”，选择造成的痛苦深藏在两个人的心间。爱玛那在天堂俩人仍能相拥的愿意成为泡影，使对方深陷痛苦和近乎绝望境地的愧疚刺痛着达尔文的心。“晚年的某一天，达尔文翻出了第一封信，想到了爱玛无法摆脱的苦恼，想到了她永远不变的爱，在信的下方加了一句：‘当我死时，你要知道，有许多次，我亲吻它并为之哭泣。’”事实上，达尔文将爱玛的这两封被他称为“美丽的信”的信同他的手稿放在了一起，一直珍藏着。
　　
　　一个万能的造物主的存在，对于达尔文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即便如此，他也曾因对宗教有所顾及而一度放弃《物种起源》的写作。
　　大概是失去女儿安妮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交互的影响，断绝了他信仰宗教的可能性，促使他拿起了笔。
　　
　　爱玛更多想的是关系，想的是关系的永恒，想的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疏离，好让一个快乐、活泼、充实的家庭的存在和延续必备的外部环境。
　　在关系方面，达尔文与马勒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达尔文对关系中的人有更多的付出，虽然付出与需求并不对等。
　　
　　自己的感触是，达尔文和爱玛没有因信仰上的分歧视对方为不共戴天之人而与之决裂或威胁决裂。在人间，他们拥抱着对方，直至终老。
　　
　　——引文摘自 《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5日的《达尔文的姻缘》，作者：方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