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上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按1954年宪法的考虑，最高领导层是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基本立场是这样的。不能和革命战争年代一样，应该有一个根本转变，因此1954年宪法才能有这些原则。当时的参谋班子里有在日本学过法律的董必武，还有我的老师张友渔，他是知名法学家，他们在党内地位很高，意见有很重的分量。最高领导人群体思想与革命时期相比也有转变，想走民主法治道路，我认为这点可以肯定。1956年董必武在党的八大的发言，强调法制，认为今后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代表了党关于法制的最高水平，这也代表了党的主流政治认识。变化发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直接源头是1956年整风运动，我和很多人交换过意见，当时中央是想要放开言论的，才有整风让大家提意见，发扬党内党外民主。但是我们虽然有宪法，可民主制度还欠缺，所以一旦放开民主，大家敞开来讲，党政官员就受不了了。有见解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对于当时制度的种种缺憾的批评都是相当有意义的。”（2013年09月08日 凤凰网.评论频道）
　　导致整风运动情形急转直下，开始反右运动的原因，李步云这里的说法与罗平汉在《1956：知识分子的早春》中提到的互为印证。
　　
　　众多意见、言论触及根本是事实，然而当下更值得关注的是风头调转后政策得以落实的基础是什么。众多在整风运动中被意见、监督、批评得不舒服、不自在的人不不高兴了，以捍卫根本为由反戈一击的积极性、主动性自然不会低。
　　
　　
　　因为分不清请人说话是真心还是假意，是想改善体质还是想只为了体面，所以认为为此欢呼者虚了点，也有点无聊。


2013年09月09日11:33     [补记]
    从诗经开始，到诸子论述的文本，再到骚赋古诗古词古文古曲，哪个不经人讲解、不经训练就可以明了本意与衍义，怎独独鲁迅的文章就晦涩不好懂了？！难道现代比古代离我们更远？
　　
　　鲁迅也就是个喜欢对时事发表些个人看法的知识分子，对事对人也对势。鲁迅的文章不在于艰涩难懂，也不全在于他的文章反映了他偏执的个性，那些文章、小说、诗词的社会学意义使他在当下显得尴尬的最主要根源。理解说人说事说势的文本不找寻具体情境恐怕是不易做到的吧。而这情境总是一面镜子吧，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