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哲学家阿伦特出版了一本名为《埃克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aalem）的书，该书讲述了一个名叫埃克曼的纳粹分子在法庭上的辩护。这个纳粹分子曾经参与了对几百万犹太人的屠杀。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他在法庭上对自己的辩护为大家所熟悉：
　　“埃克曼非常清楚地记得：只有按照命令去做——疯狂而有计划地把几百万男子、妇女和儿童杀死他才不会失去良心。”（《埃克曼在耶路撒冷》，P25）
　　然而，在阿伦特对埃克曼的叙述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埃克曼表现出的绝对平常的做事方式。
　　“六个精神病专家认定他是‘正常’的——‘经过测试，他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还正常’其中一名专家惊呼到。另一名专家也发现他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很正常——对他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来说，他不仅正常，而且讨人喜欢。”（《埃克曼在耶路撒冷》，P25～P26）
　　通过对埃克曼的分析，阿伦特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
　　“确切地说，有很多人和埃克曼一样，他们既不反常也不是虐待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很正常——可怕的、令人恐怖的正常。从法律以及道德标准看来，这种正常比所有的残忍加在一起更令人恐怖，因为它意味着在当时那种情境下从事罪恶勾当时，他几乎不可能意识到或感觉到自己正在做坏事。”（《埃克曼在耶路撒冷》，P276）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埃克曼才开始明白，这种可怕的教训，是远非邪恶的迂腐一词所能概括得了的。（《埃克曼在耶路撒冷》，P252）
　　——转引于理查德.格里格 菲利普.津巴多合著的教科书
　　
　　二
　　她提到的《漂亮水手》，更能说明问题。故事也是从一般的善恶冲突开始的：主人公比利•巴德善良朴实，是海军战舰中成熟的水手。但纠察队长克拉格特却成天跟他过不去，嘲弄、讥讽、陷害。如果说前者的善良是天生的，那么后者的邪恶也是天生的——关键是，他把邪恶看成严肃而非轻浮的事情。简单地说，这个邪恶者再一次设计圈套陷害善良者而令其没有退路时，后者终于反抗——一刀杀了他。
　　 故事没有结束，甚至刚刚开始。代表着权威的船长首先反应是“上帝的天使杀了他”，然后的反应是“士兵杀死了上级，这个天使要被绞死”。崔的结论是：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其实处于同一层次，它们其实站在同一边；另一边是船长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和美德。这些是“人工产品”而非“自然天性”。
　　 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的不一样。一方面，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方面，“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比如电影《朗读者》里，电车售票员汉娜曾经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每个月和“同事”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汉娜“平庸无奇的恶”并不是一望即知的魔鬼。当她和他们被卷进一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身处邪恶而不自知。
　　崔承认道德感是“无权者的权力”，是最有力的武器。但她更注重那个管理人性的轨道是否健全、无障碍和合理。因为一旦邪恶上升为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释放出来，造成的将是人类的灾难。
　　——摘自《崔卫平：站在第三个纬度》作者 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