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份一个晚上，程景楠聊天，我预言，菲兹杰拉德将在中国流行起来，也许在不就的将来，菲兹杰拉德全集就将译出。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和幻梦。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读者对菲兹杰拉德杰作及其本人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正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上春树一代对菲氏作品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一样。“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嘲讽的时代。”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时间也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但如果我们回归到大时代下个人感受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评判，我想很少有人会否认我们也正出于这个“爵士乐时代。”
　　
　　一位作家必须驾轻就熟地运用典型年代的材料才能取得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一位读者必须生活在与作者所处年代精神气质契合的年代，才能充分领略到一部伟大作品的艺术之美及其价值。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中国，我相信，这三个时间段是有着契合的精神气质的。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冰宫》、《最后一位南方女郎》、《近海海盗》、《本杰明·巴顿奇事》这些菲茨杰拉德杰作时，才会获得一种高贵的、精神上的友谊，总觉得自己的性格气质和故事里的人物是太相仿了，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不会讨厌，因为那正像我们自己、我们的时代生的一场病——毋庸置疑，我们都是应该得到呵护的病人。
　　
　　在可以把握的不久之前，我宣称我不相信什么才气，最重要的是冷静的观察和沉着的叙事能力。我们的时代受才气的败坏已经太多了——大多数诗歌以及全部先锋小说。只有你真正加入到时代里正在生活，你才能获得冷静的观察和沉着的叙事能力。一旦你获得了这种能力，诗的意境之美只是附赠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位南方女郎》里看得清清楚楚。诗，永远是上帝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恭维。
　　
　　从英阿瓦提乡间散步归来，我跟李斌说：“我们的时代还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菲兹杰拉德那样将社会种种：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如此举重若轻地给予亲切的象征。”这得益于菲兹杰拉德难能可贵无法复制的天才，村上春树评价说：“菲兹杰拉德小说的一处魅力，乃把种种相反的感情，逼仄挤压在一起。温柔与傲慢、感伤和犬儒、吊儿郎当的乐天及自我破坏的欲望、上升的意志及下降的感觉。都会的优雅集中西部的朴素单纯，他作品精彩的地方，就是把这种对立的因素，可以说如本能地驾驭起来。”对这种能力更生动的阐释来自美国一位评论家，他说菲兹杰拉德既像是一场舞会的参与者，同时又像是一个透过玻璃窗向着另一个世界出神的一无所有的小男孩。
　　
　　
　　
　　但菲兹杰拉德是活不过三十年代的，随着他的时代——“爵士乐时代”的结束，他的作品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三十年代中后期，那已全然是另一番天地，美国东西部的认同、中产阶级的纠葛已经不再是美国人关注的；经济萧条、法西斯崛起、西班牙内战、中日战争，世界局势的变动让美国人无暇再关注那微妙幽眇的二十年代——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人类史上少有的一个英雄时代！海明威的生活方式、福克纳的勇气、托马斯·沃尔夫的磅礴更适合时代的胃口。菲兹杰拉德在这个时代作品《夜色温柔》所依据的已不是时代和社会，而是回忆——沉哀者惟一拥有的东西。这也无怪海明威回信里顾左右而言他轻描淡写的一句了，——毕竟一个酒鬼和讲梦话者是不值得深谈的。只是到了二战结束，一个英雄时代结束——任何英雄时代都是在挥霍其后那个时代的勇气，短期战后红利很快被战争综合症消耗尽竭，人们才突然从一场热病中醒来。菲兹杰拉德复兴的年代正是美国人怀旧的年代，《夜色温柔》等小说也正是被理所当然的放入了已经消逝的20年代（而非创作它的30年代）作为那一时代的挽歌才得以不朽的。
　　
　　然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菲兹杰拉德的统一性和对“爵士时代”的忠诚。统一性和忠诚理应是一位作家不朽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