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是多少次了，每到闲暇的课间，那难能可贵的情致一旦涉及到小镇的秧歌上来，永利兄弟那捕捉生活的细节和模仿能力，便会最大限度地派上用场。
　　就是在这样的描述与模仿的过程中，我们不知笑过了多少回。我的心头便痒痒的，总想记一记这样的场面，写一写这些因简单生活而快乐的人们。
　　恰巧，昨晚我值班。晚饭后，在无聊的电视节目中，忽而生出些许困意。正朦胧时，那锣鼓的声音便隐约从窗外传来。似乎并不遥远；我忽而晓得这声音就在我校门口稍南的健身场。
　　困意顿无。于是，白日里永利兄弟模仿的几个人物便跳跃着闯进了我的脑海。那舞技高超但时常伴有抽筋动作的迟队长；那扭得极其认真但却仿佛上过了劲儿的发条般动作的佟三嫂；那从十几里路赶来、现换上服装、戴上假发，嘴里还要叼个长烟袋的扮演老太太的老姜头；还有那始终兴奋得撅头甩腚擂鼓的张老三；更有那小镇上无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要去帮忙混饭吃的丛喜子。他的任务主要是为了维持秩序；确切说，是为了维持男人们的秩序。这或许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职责。倘一旦发现谁对某个女人有过格行为，他便从后面踢上两脚；且一边淌着口水，一边结结巴巴但却义正辞严地命令道：“出去，——出、出去!”
　　中秋夜晚的天气真的很凉，穿得很少的我被冻得直打颤，在我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真担心在这已响的锣鼓声里，不见了这些我热切盼望的人。
　　月亮早已爬过了树梢，清冷但却纯净地望着小镇上这伙可爱的人们。对面烧烤店的老板已在外面燃起了炭火；年轻的小老板娘也打开了店门，朝着锣鼓声的响处张望着。四下里的各个街口，仿佛白日里赶集一般，影影绰绰地都朝这里聚拢来。很多人的手里还拿了一把扇子和一块儿手绢；街灯下，那六十几岁略显臃肿的牟婶，浪不溜丢的，边扭边走来，脸上漾着沉醉的笑。
　　扭秧歌的队伍逐渐在扩大，形式也越来越正规。永利兄弟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边，后面还远远地跟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一边向我讲述着这伙秧歌队伍者的姓氏或特点，一边还不时地与他们打着愉快的招呼；偶尔还会不失时机地将我的注意力引到某一处亮点的地方。
　　其实，在这支队伍里，我也熟悉一些人。比如：蔡哥和刘老师夫妻；比如：佟三嫂。刚结婚的那三年间，我还租过她家的房子呢。
　　这里是一处群众健身的地方，因为有十几样器械，所以，显得很拥挤。加之，四周围了许多的群众；即便这器械上，也被他们利用得或站或靠了。月光下，还闪着忽明忽暗的香烟的火光。那烟雾，也便弥漫在较冷的空气中。我也点燃了一支香烟。
　　两排的队伍，其中的一排扬起右手中的扇子，仿佛做着挥鞭赶车的动作。另一排的队伍则平放了手中的扇子和手绢；仿佛在小心翼翼地护送着运粮的车辆。
　　宋有子的父亲刚才扭得还挺欢，那样子总会让我不自觉地想起《乡村爱情》里谢广坤的扮演者唐鉴军的怪异舞蹈。
　　现在，他却累得直喘，坐在我旁边的器械上吸烟。我略略地问候一下他，他却显得极其的快乐；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子所提倡的尽享自然之趣的思想。
　　“这生活，就喝点儿呗；——就快乐呗!”
　　那位打镲儿的师傅姓白，七十几岁的人了。据永利兄弟说，他每晚都要用小推车推着患病多年的老伴儿来；旁边还跟着两条小狗。
　　“老伴儿呢?”永利兄弟拉着我凑上前，笑着问老白头，“今天怎么来一只狗呢?”
　　“天冷了……”老白头一边打镲儿，一边慢慢地说。
　　“看到没，一只狗陪他来；另外一只狗陪他老伴儿在家。”永利兄弟补充着向我解释，似乎是在说明这两只狗在他们家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晚，迟队长没有来。应该说，这是整个队伍和围观群众的一种损失。那边，丛喜子又开始撵某个男人了。永利兄弟指着那个人向我说明，他是个光棍儿。确切说，是个离了婚的男人。或许，他的舞姿过于挑逗，惹得那个较为肥胖的女人真的动了怒。这丛喜子仍旧重复他的标志性的动作和语言，边踢边愤愤道：“出去，——出、出去!”
　　“她是我小姨子，”这男人笑得有些尴尬，来到我俩面前，还故作轻松地辩白，“别看这样，到她家，照样给我炒菜，给我酒喝。”
　　这时，围观的几个群众也在看着他；丛喜子还在不远处卡着腰注视着这里，嘴里还在愤愤絮叨着什么；那扭曲的嘴形还不时淌着唾沫。
　　先前敲鼓的是已经退休的水管站的葛站长，技术虽不错，但过于拘谨。最后，也终于累得满身大汗，才交给这位极富夸张极富刺激动作的张老三手里。越是到高潮处，我才越愿意看他的动作。其实，许多观众也会把目光聚到他这里。
　　他从来都是晃动着敲鼓，面上含着既投入又幸福的笑。弓腰蹬地，起伏跌宕。那样子，像极了一只紧急状态下的螳螂。
　　我的脸上含着满意的笑；观众的脸上也含着满意的笑；这些秧歌队员的脸上更是含着快乐的微笑。
　　原来，快乐竟是如此之简单；虽然，获得快乐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享受快乐的权利，人人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