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评述王安石变法的文章时想起了“荆公新学”。也想了解当时的社会气候。记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中有关于那个时期“社会气候”的精辟论述。记不起来具体内容了，周末驱车回父母家，取来了那书。
　　
　　在自己的视野里，宋代如同春秋时期和清末民初相仿，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与后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宋这一时期出现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思潮“古文运动”、“荆公新学”和理学都主要围绕着儒学和“道统”进行阐释和发展的。“古文运动”崇尚对经典的回归，在论道德、道统时基本上不偏离经典。
　　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荆公新学”学派则重视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释义：阐明义理，反对狭隘的“字词注释”，基本上终结了“汉唐传注经学之风”。编有《三经新义》 (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和《字说》)。《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也曾一度被钦定为官学。“荆公新学”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理学从民间常说发展到显学，一是得益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理学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持续“解构”。
　　理学的兴起，也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要求的伦理纲常的兴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于之于外在的礼教义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他作为一种内在心灵对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得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的依据，把外在的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概述》）。
　　宋代的理学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倾向：它把辩论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古文运动”和“荆公新学”。“理学家则是把内向的道德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南宋中期文学》）。
　　
　　


2011年01月23日21:53     [补记]
    白瓷杯，黑咖啡，音乐便也生出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