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全文见2010-12-01 23:11:58《南方周末》）一文中读到袁伟时先生这样的一段话：
　　“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读后，确实有点不理解。从先秦儒学理论中看不到多少于秦时法制有用的理论，从秦的法条里也找不出多少儒学理论的痕迹。秦法主要是为中央集权的大统一提供保障的，要求每个人只对中心负责，为此可越过伦理意义及行政意义上的任何人。即围绕“君”这一杧心的“圆形模式”。先秦儒学重点提倡的是责权义务上的上下且不可超级的分配，也即“线状模式”。在自己看来，先秦儒学理论是在社会平和时期方可“派得上用场”的。尽管如此，袁伟时先生上述言语还是有冲击力的。因此，困惑顿生。
　　午夜，又读到了何炳棣先生2010年5月13日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题为《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的演讲文本。文中有一段恰是对陈寅恪“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说法的评说：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师对冯友兰师《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两项论断：
　　1.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2.略阐由佛引起儒释道三教混融之后，转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术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术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陈师两项论断皆有商榷余地。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至于陈师第二项论断——二千年来，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之不尽符合史实，显然是由于他在冯著审查报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比较赞同何炳棣先生的结论：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之说不尽符合史实。还有的就是“儒表法里”仍可做为描述性的结论。至此，困惑暂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