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黔东门户玉屏紧邻的湖南新晃弄出个大动静。2003年宣称是夜郎古国的故地，如今投巨资重建，在一片质疑声中付诸实施。
　　提到“夜郎古国”，人们除了会想到“夜郎自大”的成语，恐怕难以说出什么具体印象。夜郎古国与楼兰古国、大理古国并列为中国历史上“三大神秘古国”。学界专家普遍认为夜郎国存在的时间近300年，大约与汉代同时期。夜郎国消失后，对于夜郎古国的疆域、中心区域、主体民族、夜郎存在的时间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10月16日，湖南新晃县宣布将斥资50亿元人民币重建“夜郎古国”，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质疑。23日下午，新晃县政府与湖南玖联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节上正式签约，签约金额为50亿元。
　　10月22日，贵州日报发表我省历史学家范同寿的文章《慎用历史文化的标签》，转帖于此。
　　
　　从媒体上获得一条消息：“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16日宣布，将斥资50亿元人民币打造‘夜郎古国’。项目最早明年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完工。”
　　瞠目结舌之余，几乎被此消息雷倒。
　　一个财政收入刚刚跨过亿元的县，竟敢拿出几近半个世纪的钱，来打造一个根本不存在于本县境域内的“古国”。这样的“大手笔、大气魄”，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文化遗产从长期备受冷落到近乎狂热的开发利用，这种命运的峰回路转，既给人以喜，同时也令人生忧。
　　夜郎之见于史书，最早是司马迁的《史记》。但那个郡国并存时代的“西南夷”古国，从战国中期兴起到西汉成帝河平年间灭国，前后只绵延了二百余年，作为方国政权退出历史舞台后便已不复存在，甚至连一点余波都没有。
　　后世出现的“夜郎”只是借用“夜郎”之名设置的郡县的称谓，与那个因被司马迁误记“及夜郎侯亦然”，而背上两千年“自大”黑锅的古夜郎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文化遗产无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都必然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对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的提取，是一种正常合理的行为，自然不应该受到责难，但有一个原则却是不能违背的，那就是必须坚持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初衷本无可非议。问题的要害在于：用什么给群众造福，采取怎样的形式给民众造福？这不仅需要责任感，更需要智慧，需要科学的态度！
　　笔者曾在前些年的新闻报道中读到这样的话：“新晃自治县于2002年下半年邀请某大学的某教授、古籍研究专家某某等50多名专家进行论证，结论是历史上的‘夜郎’就在今天的新晃境内。”
　　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只要认真读读相关文献都会产生置疑。
　　汉以后的夜郎县设置，最早在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是年，将原来的牂牁郡一分为二，设置平夷、夜郎二郡。夜郎郡管辖的4个县中，有一个即是夜郎县，位置在北盘江上游的今贞丰县一带。这个夜郎县一直维持到南北朝，梁朝简文帝时被东爨势力占据，以后便不复存在。
　　历史上，新晃与“夜郎”一词是曾有过一些关联的，但那是发生在唐代。唐代的夜郎县有3个。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将隋炀帝原设的明阳郡废弃，改置夷州。这个夷州管辖的13个县中，有一个就是在今石阡县境内的夜郎县。这个夜郎县存在了6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被撤废。时隔8年，唐政府在分辰州龙标县设置巫州时候，设置了一个夜郎县，归巫州管辖。这个夜郎县迄今仍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说在今贵州岑巩县一带的，有认为在今湘西新晃的。按照《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贞观八年(634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同年置夜郎、渭溪、思徵3县。如此看来，这个属巫州管辖的夜郎县，应当在今湘西一带，即今人所说之新晃。
　　然而，如果以此为据。不仅无法证明历史上的古夜郎国“就在今天的新晃境内”，即便汉以后陆续设置的夜郎(郡或县)，也非一直“就在今天的新晃境内”。
　　唐代夜郎县的设置一是比较乱，二是存废时间不尽相同。客观地说，只要历史上一度曾为夜郎县所在地的，称为夜郎故地(严格说来应为“夜郎县故地”)都没有什么错。但如果省掉“县”字的目的是偷换历史概念，刻意将其与古夜郎国相混淆，将本不属于己的历史文化硬拉来贴在自己身上，那就难免有误导后人之嫌了。
　　这一点，恐怕不惟湖南新晃的同志应该注意，即便贵州省热衷于炒作夜郎的某些县市，也是需要引以为鉴的。
　　以此观之，花50亿元巨资去偷换一个历史概念，真的没有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