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老宅，其实早就不存在了，现在的楼房也盖了二十余年，被拆迁是它最终的命运。
　　 昨天去母亲家，沿路见东一群西一堆的村民，一副出了什么大事的样子。喊了多少年的拆迁终于近在眼前，五月底拆完！人们的心情喜忧参半，也许更复杂，置了多年的家业，转眼一片瓦砾，搬迁、等房子、装修又是一个漫长繁琐的过程。母亲已经好几宿睡不好了，比别人家更麻烦的是，一家人赖于生存的厂房和机械，往哪里搬。当整个一片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的时候，哪里建厂房都没有政策允许，即使违建也只是权宜之计，三五年后，还是会遭遇拆迁。
　　 我看着这幢已经比较陈旧的楼房，还有楼房周围水泄不通的厂房辅房，硕果仅存的一棵桑树，在水泥缝中艰难生存的栀子花树，后院从冬天刚刚醒过来的藿香，这些从来都没有进到我的梦里，我梦里隐约漂浮显现的，依然是童年的老宅。
　　记忆中的三间大瓦屋，朝南，是曾祖父手里建的，板壁上贴着红的绿的标语，褪成惨淡的颜色，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做过村里的食堂。三间屋我们家和堂叔家各一半，两家又分别于两头接出一间，记得我家还盖了朝西的两间草屋，草屋和瓦屋的夹角屋后，栽着一棵杏树，至今读到关于杏花的诗词，还是坚持认为此花应该开在临水的草屋旁，方显其夭夭的姿态灼灼的光华。杏子熟时，更喜它的颜色，明黄的肉感，茸茸的躲在叶间，后来读到小杜的《叹花》，无端就想起老宅的那棵杏树，绿树成荫子满枝，当年豆蔻年华回首嗅青梅的女子，而今儿女忽成行，其间感慨，怎一个叹字了得。杏树早随着房子的翻建消失了，却在我的梦里一次次翻新，一片粉红。
　　 爷爷奶奶住在朝东的老屋里，爷爷仿佛是个秀才，身量颀长，容貌清瘦，满身书卷气，有严重的哮喘，记忆里是不断的咳嗽声，平时不干什么，唯年前给人写对联，红红的春联映着爷爷苍白的脸色，黑墨落在红纸上，亦是字如其人。
　　 我八岁的时候爷爷去世，我便搬了和奶奶同住，奶奶不苟言笑，昏黄的灯光下，我做作业，奶奶结麻丝。麻是自家地里种的，剥了皮晒干，把整张的麻皮用钉齿梳成细绺，奶奶拿一把甩在桌上，用一口卡在桌沿的快刀，去头去尾，连接成线，盘在铁丝编的笼里。耳边只有喳喳的割麻线的声音，奶奶表情木讷，像没有思想的雕塑。做完作业，我便很无聊地在桌上门后用粉笔画人像，正的侧的，眉眼总是仿佛，发型也是可数的几种。
　　最温暖的记忆是在冬天，大雪后的艳阳天，抱着一个烘缸，扔几粒蚕豆和白果进去，听得荜拨一声，白果迸裂，清香扑鼻，检出来看，白果肉绿玉般晶莹剔透，肉质绵软细腻，每一声爆裂声都能带来无限惊喜。阳光下，奶奶做针线，我喜欢奶奶的针线奁，那里有一支翠玉簪，那色泽和白果相似，略有一些白色云翳状的花纹，想像其间的故事，尽是《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戏曲故事里的情节，而这些印象的获得，都源于往来于民间的说书艺人。
　　奶奶的屋旁有棵桑树，桑葚成熟的季节，我和小朋友爬上树采桑葚，吃得满嘴绛紫色，衣服染得花花的，吃饱了，还收集了桑葚去卖，据说可以入药，卖没卖掉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供销社那里的老街，柜面上花花绿绿的洋布。
　　后来，叔叔家搬到后面去了，我们也拆了旧屋，建了新屋。屋前有两棵高大笔直的泡桐树，奶奶说，以后给我打嫁妆，秋天放学回家，我喜欢搬个方凳坐在两棵树之间写作业，桐叶掉在干净平整的泥地上，有水分的贴着地面，绿中带黄，干枯的啪啪作响，蜷成一团.写倦了，我在两棵树之间拉一条皮筋，一路攀升，到一人一手高，然后甩了虎跳过去.有时候玩的忘乎所以，累得倒鼻血，自己在额头上拍些冷水，躺着长条凳上，看天渐渐暗下来，奶奶从地里回来。
　　暑假，我的周围总是聚集一帮小屁孩，爸妈去地里干活，我负责烧饭，记忆里无非是番茄蛋汤，土豆炒蛋之类的菜.时间悠闲的很，我便和孩子们玩游戏，讲故事，有时候去田里移些野花种在院子里，渴了去地里摘个香瓜，那时候的田园是热闹的:黄瓜满架花，西红柿一窜窜，地面上也爬满瓜藤，芦稷黑了穗子，更是甘甜的美味。
　　后来盖了楼房，后来我嫁了，后来爸妈办起了织布厂，这个家被称为娘家，我也很少回了，我的一切关于老宅的记忆，就只在梦里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