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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十点，民建朝阳区经济委员会主任、朝阳区招商局黄俊雄副局长来电，说民建朝阳、崇文、宣武三区企业家联谊会后，民建北京市企业委员会张和平主任提出要增补一批市企业委员会的委员，希望各区推荐几名。朝阳区民建企业委员会经过研究想推荐我到市企业委员会，不知我是否愿意。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同意了。
加盟民建市企业委员会有机会结识更多优秀的企业家，接触更多的社会资源，何况民主党派的活动，有空就参加，没空不参加大家都能理解，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我为何犹豫？
原因很简单，在三区企业家联谊会上，我是第一个代表企业家发言的，而张和平主任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与会的领导。
我发言的主题是“价值观决定你能走多远”，而张和平主任在发言中则反复强调：在国进民退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与人品和能力无关，只与机会有关。你人品再好，能力再好，没有市场机会等于零。
张和平主任的这个观点无疑是对的，可不知怎么他的这个高论让我觉得特别扭，尽管我当时说不清究竟别扭在哪儿。
接下来，张和平主任给大家分析了民营企业未来的市场机会。因为政府控制的政策与资源都将聚焦国企，政策会向国企倾斜，资源会向国企流动聚集。因此民营企业想要发展，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与政府或国企联姻。同样身为民营企业家的张和平主任不仅是这观点的倡导者，也是这个观点的实践者，他的企业刚刚进行了股本结构的变更，吸纳了国有股份。
张和平主任的这个观点并非他首创，其实在十多年前，万科的掌门人王石就表达并践行了这个观点，所以万科才有了今天。万科最大的股东华润是大型国有企业，同时，万科和中粮等共同投标项目，中粮也是大型国有企业。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和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是进行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式。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承担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国资委有官员曾经表示，央企整合分三步走：第一步，在某些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独资形态，比如军工、能源等企业；第二步，是在一些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行业，保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第三步，就是从一些国有企业不占优势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来。
这两年，总的趋势是有关部门加强了国有经济，实施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很多资源重新回到了国有垄断企业手上。国有垄断企业这两年的利润增加得非常快，政府手上可分配的资源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于是一些务实的民企开始转向与国企合作，让国企获得利润大头，自己甘愿获得小利，这样既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批评，也可以搭上国企的资源便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却并不看好民企与国企的合作：
“民企与国企合作的方式不会太好。因为，这里有个问题，即合作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合作是因为有新的利益产生，双方再对这个利益进行分配，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和国有企业合作就不一样了，国有企业的观念和民营企业不同。
现阶段，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看中的还是国有企业对各种资源的垄断性，想从中分一杯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低效率的财富配置，提高配置效率要按照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来进行，但目前很多国企恰好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合作的最大问题则是，会阻碍更多的企业自由平等地创造财富，破坏自由的经济市场体系。所以，我并不看好这一趋势。”
不仅如此，民企与国企合作看中的是国企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国企既不缺人才、也不缺技术、更不缺资金和政策，那么国企与民企合作究竟看中民企的什么呢？除了民企的效率，恐怕还有不少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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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同学聚会，遇到新任的北京同学会会长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少将，在他自豪的给同学们介绍不久前在海地遇难同胞都是他的部下营救出来时，我脑子里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前任，北京校友会的第一任会长中国核工业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同学，康日新同学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中国核电系统的高官已有多人落马，在一线掌握中国核电资源分配权的职位，当真是高处不胜“寒”啊，康日新同学到了这个岗位也未能幸免（坊间传闻康日新同学很冤，一如非典时期的卫生部长，又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的一些官员，瞒报、压报岂是他们这个级别的官员能做主、敢做主的？）。
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扮演的拯救全球经济的角色，让政府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力量，更何况如阿斗般的民企，在国退民进时期居然将大好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了外企。如在上海，销售额居前5位的大型超市均为外资，它们拥有绝对优势。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流通领域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家，很难再有民族工业的品牌产品。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5年，在中国内地前5位的零售商都是外国零售企业。
民企在应对外企大规模的市场围剿中的拙劣表现，也确实让政府寒了心。为了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加上中国特色在挺起经济危机下全球经济脊梁的同时，也如一剂强心剂，更加坚定了政府国进民退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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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与国企的关系，很象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离开政府的支持企业很难做大，做大了也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能做大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往往就有政府里的“人”给予他们支持。从政府支持转为政府里的个人支持，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
国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中国首富倒下，后面牵扯出一串政府里的“人”。福布斯排行榜在中国成了“杀猪榜”绝非偶然。
我们第一任班长在第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被带走，后来被双指（因为不是党员，所以是双指不是双规），这一指就是五年。那一年他在福布斯中国排行榜资产排名第八。
国进民退的结果，无疑是市场经济的倒退，政府重新回到集游戏规则制定者、裁判员及运动员于一身的角色，这一点像极了中国足协。
最近也看了李承鹏关于中国足球腐败的一系列文章，其中的一个细节让我颇有感触，曾令全国人民尊敬的、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五连冠的袁伟民先生出任足协主席不久，因看了一场假球而愤然辞职，可后来他还是再次回来执掌足协直到退休，中国足球今日暴露出来的令我等平时不大关心足球的人感到震惊的这些丑闻，据说在足球圈里早就不是秘密，袁伟民从愤然辞职到重回足协直至退休，他又是如何适应、面对足协这样的现实的呢？面对足协今日扫赌、打假、反腐之现状，袁伟民的退休生活可否过得心安？
这是一个典型的坏的制度让一个好人变坏的证明！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白，资本主义是黑，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既黑亦白的灰。灰色的中国经济注定会出现大量的灰色地带，国进民退不仅会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导致市场效率的下降，也必然会让中央政府目前重拳出击的腐败愈演愈烈，于是中国经济将再一次轮回到国退民进，这期间需要多长时间？我无法预测，但民营企业要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活到那一天。因此，对可怜的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有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要走。因为政府一度将国有企业的包袱都甩给了社会（取消福利分房、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剥离国企不良资产重组上市、颁布新的劳动用工合同等等），以轻装上阵的国企，强势的资源优势无疑将引领下一轮人才向国企的流动，面对如此强大的国企，一度占居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民营中小企业的氧气够不够呼吸到下一轮经济循环，这就要看各个民营企业自身的造化了。
民营企业，坚持就是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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