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1）
　　
　　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好在，生活不可能按照想象或者愿望去发展，张爱玲来到她母亲家不久，就发现，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可能是一种想象，而她对于母亲的爱，也是一种罗曼蒂克化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作“爱上爱情”，我们后面会说到，张爱玲是干这种事的高手，一般感情丰富的女子都擅长此道，因为心气太高，总要求纯粹，加上想象力过于充沛，当她们在生活中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对象时，她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包装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他。
　　
　　对于父母的爱，是不是也有这种？张爱玲小时候，她母亲就出国了，长达四年的时光里，母亲对于她，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温柔的，隐忍的，静默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最初在张爱玲心中的概念。
　　
　　她八岁时母亲归来，张爱玲仍然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仰视着她，母亲带回来的气息、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浮光掠影中，她还可以保持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要长得多，没有距离所以也就不美。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母亲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现在，张爱玲来到这女神的世界里，让我猜猜她的心情，我猜一定不完全是劫后余生的欢喜，相见之时，也不会有泪眼相拥的一幕。前面说了，大家庭本身就是江湖，江湖是这么一个世界，快意恩仇的表面下，往往有着清晰的利益权衡。张爱玲出走之前，她母亲就托人给她带过话，说，你要想清楚了，跟了我，是没钱的。张爱玲被羁押之中，居然都没有脱笼鸟似的不管不顾，她冷静地想一下，父亲的钱，不见得会花到她头上，求学的黄金时间，倒被耽误了，思路理顺了，决定也就好做了。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她母亲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投奔，是一突发事件导致，她原本规划中没有这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2）
　　
　　这些年来，黄素琼过着天马行空的生活，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待太久，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而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何况，她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差强人意而已，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满自己的心结，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黄素琼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
　　
　　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不见得真的喜欢音乐和绘画，照我看来，她更爱那种艺术氛围，幼年的张爱玲，曾见母亲在家里开沙龙，和一个胖太太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现在，黄素琼可以在张爱玲身上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了，她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知道9月30号出生的张爱玲是天秤座，我不知道她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成通俗的词叫笨拙。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笑容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白痴相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非常地冷，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有时，我感觉到，黄素琼看张爱玲的眼神里，有一点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3）
　　
　　有多少少年，有过这样困窘的时刻？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得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小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言语，一些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小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撒娇赌气的成分，甚至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有感情才会这样；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对她如此粗暴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挑唆下，愤懑使她无力分析父亲这一突兀举动背后那千转百回的心结，只顾数自己的伤痕。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他完美，母亲在她心中，却是戴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的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西米亚元素，高级一点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
　　
　　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敢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地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如果说前面的幻灭都是针对具体的人，紧接着到来的一场幻灭则关乎理想，张爱玲自小好强，和一切胸怀大志的人一样，她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对于未来的期待里，“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这梦想里还有一个孩童的梦想和天真，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超越物质生活的追求：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4）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当初被父亲羁押时，张爱玲是考虑到求学的黄金年龄被耽误，才下定决心离开的，她所有的决定都围绕着这个梦想，一切都要为它让路。
　　
　　在黄素琼的支持下，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虽然她是求学，但那感觉，跟《倾城之恋》里，到香港“捞世界”的白流苏也有几分相似吧？在小说里，她这样描写白流苏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如此生猛的描述，是否取材于她的个人经验？
　　
　　来到香港之后，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除了生命本身，其他皆是身外之物，没有比战火中的人更懂得“活在当下”四个字，人性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吃喝与恋爱，发展了几千年，仍不过是“食色”二字。
　　
　　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视为畏途。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百余字左右，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的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掉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