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的时候，写作开始教散文。主讲的是一位许姓中年女先生。
　　
　　 先生圆脸，个中等，体微胖。衣服半旧，穿大学老师很少穿的布鞋。捧着一摞讲稿走进教室的时候，一脸笑嘻嘻的，没一点师道尊严。
　　
　　 第一堂课，先生只在黑板上写过一个字——“淡”。
　　
　　 这一个“淡”字，先生给我们讲了四周十六个课时。从“素淡”到“淡泊”；从诗意联系到书法；从先秦说到五四；从尼罗河的埃及金字塔讲到日本的樱花。每每说到动情之处，先生都会低下头，静静地看上半分钟讲台上的讲义。然后歉然地朝我们笑笑说：“我好像不太适合讲散文，看我，自己都做不到‘淡’”。
　　
　　 先生说，在她那个年龄，她是算得上是很幸运的。她家境一般，去苏北农村插队六年。文革后，她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在插队的六年间，陪伴她的就是一个“手抄本”。上面抄的是朱自清、俞平伯、施蛰存的十几篇散文。她说，她插队的地方最美的季节，是寒冬腊月。田里的活少，可以眯着眼袖着手，倚在朝阳的土墙上晒一会太阳，感受着太阳若有若无的温暖，可以默诵上几段朱氏散文，完全将自己置身于那一片有着淡淡哀愁的荷塘月色中。先生说，和她一起插队的很多人常常会哭上一晚上。她似乎没哭过。她觉得也没什么太过难受的，就是生活确实苦了一点。但是，在那个年代，哪儿的生活又不是一样呢？也许是无法忘记那段插队的生活吧，先生后来选择了散文作为专业。
　　
　　 喜欢上先生课的人不是太多，经常有逃课的现象，先生从来不以为然。名照点，那是学校的规定，但是她从来不记录谁逃了课。先生说，你们这么年轻，不喜欢散文正常，应该喜欢诗歌才对。先生每次讲课前都会拿出我们交的习作评点一二。有一天，竟然没有从评点开始，就读起了一篇习作。那是我的一篇习作——《霜天的白头翁》。“霜天的清晨，推开家门，屋前猪圈的草棚上，栖着两只白头翁••••••”先生在教室里踱着步，语调舒缓地读着我的习作。我把头埋得很低，在这个班级里，我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学生了，我没有勇气去平视同学们对我投过来的赞赏的眼。后来，先生把我的这篇习作寄给了“扬子晚报”，登了出来。
　　
　　 领到80元稿费的那天晚上，我约了另一个同学来到先生的家。先生家在三楼。先生家有一面窗户朝着大街。先生的书桌就在窗下。看到我们来了，先生很是有点意外。先生说，家里很少有人来。他们一家不太爱串门，所以，来他们家串门的也就少了很多。看到我们盯着她戴的眼镜，先生莞尔一笑，说没觉得自己老，就是眼睛越来越不好了，到了晚上，不戴老花镜，没办法看书写字。
　　
　　 我们去的时候，先生正忙着赶一篇稿子，那是报社约的，第二天要交稿。先生给我们看了，题目是《临街的窗》：“我常常坐在书桌旁，隔着这一扇临街的窗，不用出门，我便知道外面的景象。小货郎每天这个时侯，都会从窗下吆喝走过；街道张伯这时候，肯定在路边的那棵梧桐树下与过路的人下棋正欢••••••”
　　
　　 很晚了，从先生家出来，走过三楼的那扇窗下，我看到，窗帘已拉起，橘黄色的灯光很柔和。我想，灯下，先生肯定又在伏案，她说了，答应报社明天一定交稿的。
　　
　　 大学毕业后，一直也没有回去看看先生。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想来，先生也已退休，也已鹤发。我这么多年一直保存着后来在报纸上登出来的《临街的窗》，也会偶尔拿出来，很仔细地看上一遍。每次看着看着，就会想起，讲台上，先生的模样。
　　
　　 先生写的是隔窗看到的世界，先生为我打开的是人生的一扇临街的窗。
　　
　　
　　
　　 2009-4-11于南通